保护诉权和防止滥用诉权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付素英[摘要]保护诉权和防止滥用诉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采取的方法不应当是以限制诉权来防止滥用诉权,而是在对诉权采取宪法保护的前提下,采取明确的法律规定制止滥用诉权情况的发生,同时有明确的识别滥用诉权的标准,从而便于对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制裁。     

加泰罗尼亚:形势仍不明朗

2017年10月1日,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公然违宪举行＂独立公投＂,打开了＂伺机独立的潘多拉之盒＂。此后,加泰区政府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地方自治权限,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分离独立＂新场景＂。2017年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宣布从西班牙独立。西班牙参议院随即以214票的多数赞成票启动宪法第155条,对加泰区实行接管,力争恢复加泰区的宪法秩序。     

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认同建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新探

多民族国家如何整合内部各民族,并提供一种超越狭隘民族认同的社会团结纽带,这不仅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政治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是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故而,前现代色彩浓郁的民族认同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一种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实践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将为现代国家提供一种社会团结的纽带,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和功能。     

伦敦硅谷经济特区酝酿引进伦敦城公司治理结构—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需要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英国自称世界第二大科技强国。但是,其伦敦＂硅谷＂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已透露出落后的一面,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则具有更强的实用性,美国硅谷研究会称其是知识产权密集产业＂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呼吁美国硅谷各自治体积极引进这种传统治理模式。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我国投资者保护立法问题研究

健全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促进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之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逐步彰显出对投资者保护的重视。就立法而言,我国基本建立了投资者保护立法体系。然而,我国投资者保护立法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体系不健全、具体规则领域缺陷、民事赔偿制度与救济制度不完善等。针对不足,我国可以通过完善投资者内外部具体制度来健全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     

宪法修正案草案被判定合宪,俄修宪还剩最后一关

2020年3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俄联邦宪法修正案草案。16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在官方网站公布判定,俄联邦宪法修正案草案内容符合联邦宪法。2020年伊始,俄罗斯政坛出现重大变化,普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修宪倡议,俄新一届政府完成组建。其中,修宪倡议引发了外界对2024年普京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俄政局走向的猜测。     

知识产权的宪法保护

我国宪法规定了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所以要明确知识产权的宪法地位.知识产权保护公民的创作自由和以此而产生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另外知识产权还涉及到了某一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人权属性.知识产权制度是在调整创作者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成为立国之本,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战略一旦发展成熟,就要成为宪法的内容.     

试论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在当今信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侵犯个人隐私权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仅限于部门法范围,主要是通过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的方式来实现的,且并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进行明文规定。在宪法层面,虽然有关于隐私权的隐性规定,但通过直接适用宪法即宪法司法化来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在我国还没有先例。需将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贯彻到部门法中,通过部门法的适用来实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最终实现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宪政”与“民主”的表达（1940—1947）——基于数据库统计的中国宪法思想史研究

据1986条期刊篇名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在1940至1947年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当中,宪政与民主的话语具有时效性、背离性和场域性三大基本变化规律.宪政话语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呼声,民主话语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诉求.毛泽东洞见民主主义潮流是一种可以汲取的政治资源,可用以对抗政治上的敌对力量,统合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从而构建新的国家体制.以此为思想基础,他提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论断.在近代中国,宪政与民主要完成制度设置与价值关怀的双重社会功能.在人民主权确立以后,重要的是政体的建设.中国宪政建设面临的难题是在价值上重塑新文化,在实践中强化政治家责任.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证成——基于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的分析

未列举权利的证成是一个司法实践的过程，也是一场制度正当性的博弈。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法官通过援引第九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发展伴影理论和实质性正当程序理论，运用类推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并诉诸历史和传统、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权保障基础原理，确证了婚姻领域的隐私权——一项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之中纠结着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的分野，蕴含着解读宪法乃至司法的不同理念。究其根本，未列举宪法权利证成过程中包含的两难选择是司法审查与民主原则紧张关系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