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飞雁官场小说的伦理学解读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中,南飞雁的官场小说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他将官场小说与世情小说相融合,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官场世情小说。他的小说通过两性关系勾连起社会万象,从而展现物欲时代和现代科层制下的世态人情。他的小说还通过传统父亲的在场,揭示当下社会秩序形态的保守性和稳固性,同时传达出惶恐不安的时代情绪。小说文本中暧昧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一方面显露了作者创作价值观的犹疑和矛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下时代的某些分裂症候。     

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服饰话语的叙事策略——以《金锁记》为解析蓝本

服饰话语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常态化美学呈现,此类话语的叙事策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比照、暗示等策略来指涉服饰话语的内隐意义,进而呈现人物性格和形象;二是运用聚焦、绾结等策略来融合种种服饰符号,使之成为小说时空构建的基质。诸此策略的运用使得服饰话语成为张爱玲小说中观照人物性格的道具与平台,和建构叙事时空的节点与纲纬。     

《天堂蒜薹之歌》:多重视角下的现实人生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将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表现艺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长篇小说。作品围绕着一个突发性重大事件——天堂蒜薹事件展开叙述,通过多重话语叙事,对这一悲剧事件进行了立体呈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天堂县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并融入了莫言作为一位极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作家,对农村问题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作品还借助于时空交错、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等叙事技巧,营造出一个多维的叙述空间,形成散点透视结构,为读者提供了文本意蕴解读的多种可能性。本文拟从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多重话语叙事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这部优秀作品的主旨意蕴和艺术创新价值。     

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与李洱《花腔》的历史叙事

李文俊翻译《喧哗与骚动》出现在新中国的转型时期,深深影响60后作家。李洱《花腔》被称为中国版的《喧哗与骚动》,两者所叙之事都是以回忆为主,对一段历史进行多角度的回顾从而达到历史叙事的目的。在这种叙事行为中,他们都以回忆为主;采用复调的叙述方式,书写历史的故事。同时这种以回忆为主的叙事方式带有一种主观意识,具有不可靠性,最终展现的历史真相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虚无的色彩,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对当前思想碰撞空前强烈的社会最好的诠释。     

新俄罗斯文学的叙事框架

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在叙事结构上往往遵循的是封闭型的叙事框架,新俄罗斯文学时期这一传统的叙事结构被打破,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开放性的叙事框架.     

《城堡》的叙事结构特征

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以惊人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梦幻与现实边缘上的"城堡世界".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主要是利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进行叙述,回避主观声音,充分发挥人物聚焦作用,突出了城堡世界的梦幻色彩以及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叙事效果上获得极大成功.     

空间与符号——论老舍《柳家大院》的叙事策略

老舍擅长抒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大杂院的世态人情,从而实现对个体命运的关注,重新考量文化与人性。《柳家大院》正是老舍这种创作观的具体实现。空间即社会建构,从本体意义上看,柳家大院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结构,空间与人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相互沟通实现了二者的结合。老舍通过柳家大院中人情是非的描写,运用空间化的叙事策略,借助一系列的符号群体,实现了一场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从空间化的叙事策略着手,分析人物的符号学意义,对《柳家大院》进行重新解读,在考量其文学史意义上的思想价值的同时,深入发掘其文体意义,相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老舍研究。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文化叙事

张承志的早期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蒙古民歌为叙事线索,高扬为人民的创作原则:平民文化叙事中阐述额吉人格养成的内在传统文化、生活因素,以及外在的养子文化因素;草原文化叙事中解读草原由一个简单的自然地域环境扩展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文化指向;民俗文化叙事从民歌、下夜、托梦等传承性的民俗现象解析作品人物的人性以及这个民族的生存文化思考。     

重刑犯悔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

探讨叙事团体心理辅导时重刑犯悔罪心理干预的效果．方法：利用《罪犯个性分测验-COPA-PI》、《罪犯心理状况分测验COPA—TCMI（IV）》对福建省某监狱500名重刑犯进行施测，数据统计分析后根据犯罪思维、悔罪心理分值筛选出82名被试．再根据参与团体辅导基本要求进行筛选后余52名被试．随机抽取24名重刑犯为实验被试，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实验组进行叙事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控制组不作处理．结果：实验干预后实验组被试犯罪思维得分显著降低，悔罪心理得分显著提高．且与控制组被试有显著差异．控制组被试前后测数据没有差异．结论：采用叙事团体心理辅导对重刑犯悔罪心理及犯罪思维和认罪态度均有较好的干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