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中的性别问题研究

法律是人际交往与合作之规则,在规则解释的基础上产生法律理论,法律理论的科学化在为法律注入道德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强权的政治话语.法律推理也并非是严格的三段论推理,法律的发现与案件的格式化处理始终是在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中发生.女性天然的去暴力性,适合于剔除司法程序中残存的暴力因素,将解决纠纷的司法程序改造为对话的,而不是对抗的,是理解的,而非压制的诉讼程序.女性的思维即使是感性的,也与法律推理并不对立.它可以弥补理性的不足,在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中作出女性的选择.我们只有在放弃那个在法律"以前"就已经固定的对女性的虚构的同时,也放弃在女性"之前"就已经固定的对法律的虚构,并在现实层面上彻底清除女性与法律职业分离的蕃蓠,女性与法律职业的新近与亲和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从命运悲剧到性格悲剧--祥林嫂与英芝悲剧成因比较

鲁迅的小说《祝福》与方方的小说《奔跑的火光》同属于农村题材,都关注中国农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塑造了不同时期下两个农村女性悲剧典型形象。如果说,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女性群体命运悲剧的话,那么英芝的悲剧则是女性个体在当下自我迷失的性格悲剧。     

新时期女性文学性别意识探微——李宇春走红现象的反思

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的对垒。女性性别意识在历史和残酷现实竞争中不经意蜕变雄化，性别迷失。文学是人学，在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象中，女性文学在女性主义高涨的浪潮里，同样返照着女性自救征途上无法避免的男性化倾向。其现状源于沉重的“第二性”历史和四面楚歌的残酷现实，而女性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必然是摆脱男权意识和男性性别参照，认识自我，认识人类已有的文明和秩序，寻求与外部世界抗争和合作的勇气，寻找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回归。     

三峡民歌的女性情结

研究三峡民歌中的女性情结，特别是情歌的“姐儿中心”现象可以发现，不是三峡民歌占据女性情结，而是女性情结占据三峡民歌。“姐儿”阿妮玛是原始意象，她象征着女神崇拜。与“姐儿”相关的是“幺姑”阿妮玛和“郎”——阿妮姆斯，也都被女性情结所规定。本文对哭嫁歌也进行了独特的心理阐释，认为哭嫁是哭出一个母亲来，象征女性的节日，而哭嫁歌就成了女性——母亲的绝唱。     

苍凉是一种启示——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心理取向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在关注和展示世俗平凡人生的同时，更努力地探触到了人物的心理世界，其所形成的对现代人的内心生存状态的发现和描绘，使她的作品成为一种对生命意识的个性化的隐喻，从而也形成了张爱玲创作的非美学原则的心理模式。     

论历代妇女感时讽政诗

本文对历代妇女感时讽政诗做了归纳和评述 ,认为从内容上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的诗篇 ;二是誓死殉节 ,义不受辱 ;三是抨击时政 ,反映社会动荡、人民流离的诗篇 ;四是争女权、驱鞑虏 ,闪耀着巾帼女侠豪迈激情的诗篇。说明古代妇女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并不逊于男性 ,她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具备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人类辅助生殖:伦理与法律

基于男女性爱的自然生殖，20世纪中叶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引致对传统伦理的颠覆。而法律却站到了传统伦理的对立面，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现代化现象。     

跳不出性别的尴尬——从职业女性命运看张爱玲对女性生存的终极关怀

张爱玲一贯以生存本位的态度审视女性世界，她小说中那些自食其力、独立自尊的职业女性形象虽不及旧式女人鲜亮，但她们身上却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生存和女性自身解放的深层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