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文人相轻”一词之认知谬误——兼谈“文人自轻”、“文人易轻”

文人相轻一词的意思是文人间相互轻视,该词肇始于魏晋时代,由曹丕首先提出,之后便演变发展成为一个文学论点甚至成语,每每被后人引用。然而,几乎所有的使用者并未真正搞清它的含义,或者说他们都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想当然地以该词概括文坛各种轻的现象;此词最初的用法就是存在问题的,曹丕笔下的它不仅含糊不清,而且指代不明;同时,文人中还存在着自轻、易轻的现象,文人相轻和文人自轻都属于文人易轻的范围内。笼统的以文人相轻一词以点带面实属谬误。     

献赋十年犹未遇，拔剑倚柱长叹息—浅议开元至天宝年间干谒诗人自我形象之变化

本文试从开元、天宝年间留存的干谒诗入手,着重探讨了开元、天宝年间诗人在干谒诗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     

在表现与再现之间——论马致远杂剧的创作主体性

马致远的杂剧,就风格而言,以文采胜又不离本色,在格调上,马剧是早期文人剧的代表。马致远杂剧的创作主体性体现在人物设置和题材处理两方面。小人形象表现了作者的某种现实思考,题材上的文人化操作表现了作者的文人意识。     

享乐意识与宋初文人词中的“高楼”意象群

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和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双重行为，造成了宋初文化环境的浮躁，并影响着文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文学审美感受，所谓“艳科”的“媚词”，表现了他们在诗文中少有的对享乐、恋情的游戏态度及其浮躁情绪，词中的“高楼”意象，更突出地再现了北宋前期文人怎样在浮躁的文化环境中沉沦，又怎样艰难地挣脱文化环境的漩涡，去顺应政治环境。     

高启渐趋消沉的心路述略

高启是元末明初吴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仅三十九岁,其中三十三岁以前为元末动乱时期。在战乱中他经历了生离死别,亦亲眼目睹了战后残酷的社会现实,内心痛苦异常,更主要的还是显示出对民生的人文关怀。三十三岁以后的六年,高启由对明王朝的期望转向失望,心理消沉的迹象更趋明显。他在惊悸的情绪中似乎看透人世,实则精神几近恍惚的边缘。纵观其一生,由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高启外向的人生态度逐渐内敛。这种转变在整个吴中文人身上具有较大普遍性,而高启表现得尤为突出。     

自然脱俗意境高远——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隐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在历代文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奇文，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说明后人对这篇文章的推崇和它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这篇文章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和     

宋代文人结社研究综述

宋代文人结社目前也可算得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非常丰硕,产生了大量的论文,并早已有专著出版。宋代文人结社研究可分为总论类、诗社类、词社类、怡老会类四个方面。文章按照不同类别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从中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尝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献赋十年犹未遇,拔剑倚柱长叹息——浅议开元至天宝年间干谒诗人自我形象之变化

本文试从开元、天宝年间留存的干谒诗入手,着重探讨了开元、天宝年间诗人在干谒诗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     

古代城市中的“社”与“会”

伴随着古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由于宋朝以后城市管理由封闭向开放的转折,古代城市中除政府的居民组织体系外,逐步形成了许多以城市居民为主要成份的民间社团。其称呼多种多样,形式不拘一格,大致可分为工商业者的组织、文人结团和民间秘密结社几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