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缺陷与司法审查的介入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纠纷存在主要两个矛盾:一是价值层面,体育自治性、特殊性与体育全球化、体育商业化在利益诉求特点上的差异与矛盾;二是操作层面,竞技体育纠纷仲裁与行政诉讼孰轻孰重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凸显导致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显现出以下非常特征:竞争性过于突出而使仲裁范围相对狭隘且依据模糊,垄断性过强而排斥司法介入,仲裁效果上则公正性受质疑且合意性不足.针对以上矛盾和缺陷,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并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协调与礼让是促使各方达成合意的前提与上佳选择;独立仲裁与司法审查合理分工是重点;确保仲裁机构去行政化是难点;改革体育体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而确定责任认定和损失评估标准、完善体育纠纷风险基金制度是抓手.     

“违约不担责”的误读与澄清——某地行政机关与法院会商资讯评析

行政部门与法院会商可能发生纠纷的裁判,虽然对政府工作会有所帮助,对于纠纷化解有一定作用,但其蕴藏的法律问题更加突出。每个案件都具有特殊性,事先就某些事项预设法律适用方案本身存在极大的风险;行政部门与法院会商有违国家机构的权限划分,妨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因而害及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之公信力,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多有抵牾。     

各国专利局网站的利用

本文涉及中、美、日、欧、韩五大局以及国际专利局网站的利用,重点介绍了在各网站进行专利文献查找时的输入规范以及相关专利申请审查过程的查看方法。     

在科技计划管理中健全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机制的研究建议

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是优化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权布局、提升成果知识产权质量和改善知识产权运用的有效途径。建立财政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机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针对我国科技计划管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知识产权审查评议的目标和用途不明确、职责不明确、审查评议工作本身风险和相关服务能力弱等问题,提出四方面建议。     

论司法信息公开的多元化价值及其实现

借鉴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建构司法信息公开的价值体系，发掘实践困境之根源，推动司法信息公开由被动到主动、由反向到正向、由盲目到理性、由单一的工具主义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转变。所谓“公开促公正”只是宽泛的价值表述，司法信息公开之于“公正”的实现，需要逐步对应“基本权利的兑现”、“业务水准的提升”、“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独立的彰显”和“理性商谈的推行”五个层次的价值取向，并推动其良性互动和有效实现。     

查处非法广播电台 维护安全频谱环境

全国近年频频出现私设广播电台的违法案例,且作案数量、区域分布均呈上升态势。这些私设电台未经主管部门审查监督,大多通过播放虚假医药广告等内容,诱导、欺骗广大听众以牟取暴利,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然而查处过程中,无线电管理部门往往遭遇执法难度大、处罚力度小、源头控制难等诸多问题,如何才能有效地打击取缔非法电台?绍兴市无线电管理局的探索实践,或将为管理者带来一些启发。     

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进路——以司法建议制度为视域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立足司法职能参与社会治理,是一个集中展现法律治理技术的场域。司法建议则是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延伸,其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已经存在并运行了几十年,一度被誉为"人类理性应对制度困境的典范"。在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创新的时代语境下,从多元维度对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进行系统的现实考察,认为目前存在人民法院功能定位理想化、司法建议规范性缺失、效力不足等问题,根据司法实践展示出的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扩张趋势,应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希冀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进路,实现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性理念融合,同时优化相关具体制度设计。     

同意搜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同意搜查制度是无证搜查中的一种,域外许多国家的立法中均有同意搜查制度的规定,同意搜查制度节约司法成本,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我国也应建立同意搜查制度。同意搜查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搜查相对人的真实同意。搜查相对人可以撤回同意的意思表示。同意搜查要有严格的程序以保障搜查相对人的权利不受非法搜查。     

司法改革的表象与底色——兼谈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检察监督

司法改革不仅仅是改革司法,也是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这一路径来审视近年来司法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无论是宏观层面抑或技术层面的许多改革措施和主张,可还原其表象背后隐藏的底色。特别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提出,必须坚持监督制衡的原则,这不但是确保司法公正这一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也是当下特定政治和法律语境的必然要求。     

台湾地区刑事和解制度评析及借鉴意义

简化诉讼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根本理念。经过长期探索,台湾地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确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当前台湾地区的缓起诉及协商制度对我国内地刑事诉讼架构的完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