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在司法电子数据存证中的应用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司法诉讼领域日益增多的证据以电子信息数据方式存在，和传统实物证据比较，电子数据来源真实性、取证合法性、相互之间关联性的认定困难更大。针对这些问题，利用区块链防篡改、可追溯、多中心化、共识存储等特性，将诉讼领域的电子数据通过打包成区块的方式进行存证，对区块进行数字签名产生可信时间戳，可以证明原始文件的真实性，进而完成存证过程。本文的系统是基于Hyperledger Fabric来设计，采用分层架构增强了权限管理、安全控制等机制，并对区块链技术如何构建公检法可信证据标准、一体化数据共享进行了阐述。     

媒体使用如何影响中国公民的司法信任——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

人们对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司法信任。利用CGSS2017数据，揭示了媒体使用对我国公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民的司法信任水平较高。新媒体使用不仅对公民的司法信任具有显著的直接抑制作用，而且会通过抑制公民的社会公平感间接地削弱司法信任；传统媒体使用对公民的司法信任则没有明显的影响。社会公平感在公民的新媒体使用和司法信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公民的传统媒体使用和司法信任之间则不起中介作用。因此，在新媒体话语日趋强势、功能日益突出的信息化时代，相关管理机构必须加大对新媒体的监管力度，鼓励、引导新媒体使用恰当的媒体语言，在法律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框架内开展有利于塑造司法信任的客观、真实的报道和积极、健康的创作。     

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思考

正一、引言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或工商业标记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所有权利的统称。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是指当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和识别性工商业显著标记在受到不法侵害时,对不法侵权人予以惩处,对受害人给予救济的一项制度[1]。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呈上升趋势,有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逐渐加大,有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大有"力不从心"之势。     

锚的意义对司法决策中锚定效应的影响

采用锚定效应的语意启动范式，探究精神损害抚慰金额的司法决策下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的影响，研究要求被试作为模拟法官对一项案件的精神赔偿抚慰金额给出判决，并采用2(锚的大小：高锚、低锚)×2(锚的意义：有意义锚、无意义锚)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结果发现：(1)高锚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显著高于低锚条件；(2)在有意义条件下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低于无意义条件；(3)有意义的高锚比无意义的高锚的锚定估计差距值显著降低，但有意义的低锚与无意义的低锚的锚定估计差距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在精神损害抚慰金额的决策中出现了锚定效应，并且锚的意义对锚定效应起到增强作用，即有意义条件使高锚和低锚下决策金额更接近锚点.     

宋代书证制度研究

在宋代近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宋代社会所出现的好讼民风、发达的契约制度与书铺机构等因素,催生了发达的书证制度。宋代书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要有契约与政府档案等书证类型。宋代形成了发达的书证防伪与鉴别技术,书证在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运用,成为民事司法中的"证据之王"。以宋代书证制度为理据,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司法法具有较强的确定性。     

人大司法监督的实践与创新

近年来，各地人大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司法监督工作做了大量探索，取得新的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及时总结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新经验，客观分析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加强和改进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新思路，对践行执政为民的理念，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做好人大司法监督工作，要着力改进对司法专项工作的监督，加强对司法类案、具体案件、司法人员和司法文件的监督。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有异化为信息网络犯罪之“口袋罪”的倾向，在实践中呈现出扩张适用。这表现为“明知”认定标准的模糊化、“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要件的矮化、“帮助”行为的扩大化以及“情节严重”的虚置化。司法扩张适用不仅导致将应认定为相关联犯罪的共犯情况不当认定为本罪，而且与“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符。单以帮助犯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积量构罪说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均存在疑问。立足于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与构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补充功能、强化功能与纠偏功能。以此为指引，可以从理论上提出限缩本罪适用的方法，以及明确本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规范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证成——基于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的分析

未列举权利的证成是一个司法实践的过程，也是一场制度正当性的博弈。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法官通过援引第九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发展伴影理论和实质性正当程序理论，运用类推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并诉诸历史和传统、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权保障基础原理，确证了婚姻领域的隐私权——一项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之中纠结着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的分野，蕴含着解读宪法乃至司法的不同理念。究其根本，未列举宪法权利证成过程中包含的两难选择是司法审查与民主原则紧张关系的呈现。     

人工智能司法运用的技术效应与法理审思

人工智能司法的应用具有提升笔录、卷宗可靠性，提高审判质效、推动庭审模式转型升级，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同案同判的功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司法的发展也面临数据储备先天不足、算法呈现复杂性和隐蔽性、类案识别准确率偏低等技术障碍。本文以当前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领域的实践状况为基准，深入探究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司法可能带来的冲击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在基本立场层面，厘清技术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尊重司法价值功效，坚持技术中性理念。在技术保障层面，以算法和数据为着力点，推动人工智能司法交叉学科研究。     

阶层流动、社会公平感与中国公民的司法信任 ——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保障，提高司法信任则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利用CGSS2017数据，揭示了阶层流动对我国公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公民不仅有较高的司法信任水平，而且规模性地实现了上向阶层流动。下向阶层流动会显著抑制公民的司法信任，上向阶层流动则会通过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从而间接地促进司法信任；社会公平感在公民的上向阶层流动和司法信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可见，欲进一步提升公民的司法信任，须扩大其上向阶层流动机会，缓解其社会地位焦虑，强化其社会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