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杂色》的叙事意象

现代小说意象的研究是小说文本叙事分析的重要途径。意象处在点染人物、贯通情节以及蕴含世俗哲学的功能层面。意象经过作者的选择和组合,达到象与意互相蕴涵和融合的状态,然而由于组成意象的物象来源不同,它们所包含的意蕴、味道和幻想形式也千差万别。《杂色》的叙事意象是值得研究的。借助于比较、联想的主动参预,会体悟到小说文本许多未被阐释的内容。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与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对人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心理的刻画、对战争荒谬性的揭示,从而使“七月派”的抗日叙事呈现出特有的悲壮、苍凉、沉郁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叙事态度与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的文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自由联想:从心理治疗到文学叙事——以茨威格小说为中心

剖析了自由联想由心理治疗方法转换成文学叙事手法的外在技术因素和内在实质,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用多元主体观理论探讨了比较文学中的学科影响问题。     

反讽之一种:关于《前门遇马队记》的解读

反讽,是周作人散文中一种独特的诗学命题。通过对《前门遇马队记》的细读,分析作者、读者、叙述者在情感与价值逻辑上的距离,考察反讽产生的诗学途径,并进一步阐释抽绎其内在形态与含蕴的生命观。     

美丽与忧伤——2003年辽宁中篇小说聚焦

对2003年辽宁中篇小说进行了评析,认为辽宁中篇小说题材多样,作家注重叙事的技巧,注重从心理的角度刻画人物,人物形象丰富并富有个性化特点.但同时辽宁中篇小说的苦难意识比较薄弱,文化底蕴不够厚实,缺少激情和艺术上的探索精神.所以审视辽宁中篇小说可谓喜忧参半,一半是美丽,一半是忧伤.     

《百合花》中叙述者"我"的重要作用

《百合花》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小说使用的是外聚焦叙事法,叙述者“我”在结构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的叙事视角也新颖独特,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回味不尽。     

《亨利六世》对圣经意象的反讽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创作深受<圣经>的影响,他在历史剧<亨利六世>中,从人物形象、情节和话语角度多次反讽了圣经中的意象.正是这种反讽从反面体现了这个剧本与圣经的关系,从而使作品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认识论局限、实践困境与差异性悖论——对叙事医学的批判反思

叙事医学为人文学科介入医学提供了一种构建性的方案，然而，尽管叙事医学在我国越来越受欢迎，但依然需要对它做出一些批判性反思。叙事医学旨在消除医患鸿沟的理念值得支持，但需要对其认识论局限、实践困境及其差异性主张中的普遍主义特征加以反思和批判，尤其需要考虑其西方城邦理想下的叙事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差异，避免形成简单化的理论照搬与实践应用，从而限定叙事医学的适用条件，在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的基础上，发展适应不同个体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叙事医学模式。     

南飞雁官场小说的伦理学解读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中,南飞雁的官场小说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他将官场小说与世情小说相融合,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官场世情小说。他的小说通过两性关系勾连起社会万象,从而展现物欲时代和现代科层制下的世态人情。他的小说还通过传统父亲的"在场",揭示当下社会秩序形态的保守性和稳固性,同时传达出惶恐不安的时代情绪。小说文本中暧昧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一方面显露了作者创作价值观的犹疑和矛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下时代的某些分裂症候。     

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服饰话语的叙事策略——以《金锁记》为解析蓝本

服饰话语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常态化美学呈现,此类话语的叙事策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比照、暗示等策略来指涉服饰话语的内隐意义,进而呈现人物性格和形象;二是运用聚焦、绾结等策略来融合种种服饰符号,使之成为小说时空构建的基质。诸此策略的运用使得服饰话语成为张爱玲小说中观照人物性格的道具与平台,和建构叙事时空的节点与纲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