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参与虚拟知识社区价值共创的机理研究

本文从自我决定理论出发,以知乎网和果壳网的用户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不同自我决定感对用户参与虚拟知识社区不同动机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些动机对用户价值共创行为的作用。研究成果为厘清虚拟知识社区价值共创的轨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齐齐哈尔市农村留守儿童体育活动参与现状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对齐齐哈尔市留守儿童体育活动参与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进行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儿童的品行,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地作用,很好地释放学习与生活中的压力和不良情绪,提高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增加其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以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为例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前身是始于1983年的洛阳牡丹花会,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32届,尤其自2011年升格为国家级节会以来更是取得重大突破,其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凸显。然而,升级后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仍存在若干问题,突出表现在宣传工作、文化活动、节会瓶颈、旅游消费等方面。未来完善和提升牡丹文化节的对策主要有:加强创新、完善节会宣传模式;广泛参与、彰显民众主体地位;凝聚合力、突破节会发展瓶颈;积极引导、挖掘公众消费潜力等。     

基本农田整治工作中的公众参与分析——以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为例

以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基本农田整治项目为例,通过现场踏勘、访谈、问卷、村民代表大会、意见征询等多种方式深入分析公众参与,分析表明,有效的公众参与能够使土地整治工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使规划满足农民生产生活、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土地整治工作更科学、高效地向前发展。     

定制设计的发展和应用研究

本文从介绍定制模式产生的背景入手,分析定制设计的理念和发展,对大规模定制的优势进行探讨,解析顾客定制的概念和变革,探讨情感设计的个性化,对定制设计的挑战和应用进行总结。     

“学生权利”与“学生权力”：论高校管理中的学生参与

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既是其作为教育消费者与接受者的重要权利，又是其保障自身利益的合法权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高校中的学生参与既存在学生主体地位被忽视、学生参与能力遭质疑和学生个体意识淡薄等理念性障碍，也存在行政管理机构中的边缘化、学生自治组织中的虚无化等制度性障碍。为更好地促进与提升高校管理中的学生参与，需要更新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观念、完善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机制和提升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品质。     

西部城市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建设困境与对策的实证分析——以四川德阳为例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制度,在我国已执行近十年。由于各地区经济环境差异较大,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建设面临不同的困境。四川省德阳市作为国家级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自2004年开始实施社区矫正试点,其存在的问题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西部城市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建设面临的困境。通过对该市的实证调查,发现受人力资源水平和城镇化所带来的社区功能下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主体面临素质不足和定位模糊两大困境。完善管理主体建设须完善立法、赋予管理主体职权,明确身份,加强专业化;完善参与主体建设需做到联动社区矫正专业人才职业教育,配套人才入口,明确参与主体分工,优化参与主体结构。     

青海省“大学生城居医保”认知与参与情况调查研究

对青海省内主要的3所高校进行在校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大学生城居医保”)的认知与参与情况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青海省“大学生城居医保”认知参与情况受性别、民族、院校性质的影响较小,同时目前仍存在部分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城居医保”不了解、不参加、不满意等问题。政府法律政策制定不完善、学校宣传不到位、学生参保意识不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应增加财政扶持力度、加快制定保护大学生医疗保障权利的法律规章制度;学校应增强宣传及引导工作的有效性、改革校医院运营管理模式;学生应提高预防健康风险意识、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推动“大学生城居医保”在青海省的顺利实施。     

大跨径悬索桥反应谱分析时应考虑振型数量研究

在使用多振型反应谱法进行抗震分析时,应先确定应该考虑的振型数,以减小计算工作量。通过某大跨径悬索桥算例,分析了不同振型参与质量系数下的反应谱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表明:对于大跨径悬索桥,规范给出的90%法则对于水平向的地震动能满足要求,且具有较高的精度;对于竖向地震的反应结果,尤其是轴力响应结果波动大,应该考虑更多的振型数计算。     

贫困村农户电商扶贫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为例

基于阜新市贫困村407份调查数据,识别了农户参与电商扶贫的意愿,并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电商扶贫的参与意愿较高;受教育程度、网络使用经验、主要经济来源、农村电商认知、电商扶贫收入效应认知、亲戚朋友电商扶贫参与意愿、政府电商扶贫相关工作、电商服务站相关工作、电商扶贫服务体系、特色农产品规模对农户电商扶贫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年均纯收入、生活满意度认知因素对农户电商扶贫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