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和解在轻伤害案件侦查阶段的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承包经营权纠纷、劳资纠纷中伴生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社会矛盾多发、纠纷数量激增,由此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逐年上升。在诉讼这一现代社会主流法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法治话语的背景下,重估和解的价值,利用传统意义和解文化本土资源优势,将和解制度运用到轻伤害案件的侦查阶段,是有效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和社会矛盾多发性这一冲突矛盾的有效途径。文章从当前轻伤害案件的现状和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入手,对刑事和解制度在轻伤害案件侦查阶段的运用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一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主审法官制与审判公正

公正审判是各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最佳价值选择。主审法官制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审判公正。这其中蕴含着审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理念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诸如法官缺乏独立、法官职业缺乏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等。因此应从加强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加速法官队伍现代化方面来完善主审法官制度。     

法治与情理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再探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首次入法。该文试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对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以及与相关程序的衔接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范化运行有所贡献。     

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的评析——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更加注重和强调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公检法机关担任和解的主持人,刑事和解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终于使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刑事和解"有法可依",有了"名分"。但与国外先进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相比,仍然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虽然在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存在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3种学说,但是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刑事和解存在诸多区别,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嵌套在西方的法学理论体系之下。立足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和谐司法、利益兼得、契约理论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我国今后构建刑事和解程序奠定了基础。     

论刑事和解“本土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刑事和解制度因其在实现刑罚公正与效率方面具有显著的价值功能,备受世界各国的青睐。我国存在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的土壤,但同时,由于受经济、传统文化以及观念的影响,我国确立刑事和解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困境。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应当结合现实国情,合理地吸纳国外刑事和解制度之精华,确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以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     

论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检察监督——以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为研究视角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措施规定得不明确具体,缺少灵活性、强制性,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案件时出现的发现多、移送少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这严重影响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也给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因此,加强对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完善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的提前介入权、行政执法监督调查权、督促执法权、行政违法纠正权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

企业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效果、司法理念和犯罪预防等方面具有一定内在联系,同时也不能忽视两种制度在司法效率、适用对象以及犯罪治理侧重上的外部区别。基于对制度衔接困境的考虑,应将司法效率和犯罪治理相结合、认罪认罚标准和企业合规计划相结合、源头治理和末端治理相结合,以此推动制度融合,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本土化适用。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现状

在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促成和谐司法的重要元素,广泛地吸引了众多学者、司法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界社会人士的眼球,以刑事和解制度为中心的研究也积极地展开,成果较为丰厚,但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理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在参考了多种观点的基础上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适用范围、启动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海洋环境危害行为的刑事规制体系探究

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给海洋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压力,日益频发的海上污染事件和海洋资源盗窃行为,更是成为亟待解决的违法犯罪难题。传统环境刑法以陆地环境及陆地资源保护为首任,加之现有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对环境犯罪认定的概括性规定及实害犯设置,使得刑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对此严重准备不足。应在全面剖析海洋环境危害行为现状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应对海洋环境危害行为的刑事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