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姆·史达帕剧本《真实》的后现代策略

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者喜欢采用模仿（parody）和拼贴（collage）手段表现作品主题。英国现代剧作家汤姆·史达帕的剧本也运用了大量的后现代主义技巧。他善于借用人们熟悉的经典剧让观众和读者重新审视与思考人类。他的作品《真实》在主题和结构两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策略的运用。     

为情弃责与为责弃情--论《长生殿》与《桃花扇》的爱情理想

清代的爱情婚姻剧成就最高者首推洪异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二剧分别表达了情重于责、为情弃责的爱情理想和责重于情、为责弃情的爱情理想。为情弃责，是对明中叶以来倡情之风的进一步高扬，是对晚明以来情欲泛滥的世风的警示，是对明末清初情理合一创作思想的反拨。为责弃情是《桃花扇》所标举的爱情新特征。为责弃情，与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广为倡导有关，又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产物。     

当代话剧三题

建国以来的话剧成就问题曾引起广泛的争议。作者对如何公正评价“文化革命”前十七年的话剧成就，如何看待新时期的“社会问题剧”，以及如何理解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浅谈电视剧作品中的媚俗现象

作为大众文化之一的电视剧艺术．在以平面化、娱乐化、商业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语境下，受创作机制、市场份额、观众需求等因素的制约。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尤其容易受到媚俗的“侵袭”。本文试析电视剧作品中出现的几种媚俗现象。     

云南壮剧语言艺术刍议

云南壮剧的语言多姿多彩,丰富生动,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特点。壮话、当地汉话、广话的综合运用,特殊的语言结构和押韵方式,以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等,都是别具一格的。     

中国古代文言公案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文学品格

本结合有关史料与具体作品，对研究以往涉及较少的中国古代言公案小说进行新的观照和审视，将言公案小说视作一种与白话公案小说相对应的、独特的人话语，在对其内涵和处延重新进行准确界定的基础上，对言公案小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及其学特性进行较为深入的概括和分析。     

宋代剧谈风气与"谈录"小说

宋代文人性喜剧谈,蔚然成风。座谈之时,多有故事传闻。剧谈之后,可将这些素材记录下来,自然成为"谈录"小说。本文对宋代的剧谈风气进行考察,并探析剧谈传播方式对宋代"谈录"小说的影响。     

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解读文学翻译——莎剧两译本对比研究

朱生豪和梁实秋都是著名的翻译家,都为莎剧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所以译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相比较而言,朱生豪采取了意译的方法,而梁实秋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换言之,朱生豪的译本是以中国文化为导向,而梁实秋的译本是以西方文化为导向的。本论文运用阐释学理论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详细分析了莎剧两个中译本,体现了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关于康有为著《大同书》"倒填年月"的商榷

康有为撰著《大同书》“倒填年月”问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桩学术公案。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有人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企图钉死康有为撰写《大同书》作伪。否定《大同书》的民主性与进步性。但事实上,《大同书》的写作过程是漫长而清晰的,所谓《大同书》“倒填成书年月”一说,纯属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它不仅制造了一桩学术“冤案”,而且长期误导了对《大同书》的正确理解和评价。《大同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康有为构想的“大同世界”,其美妙程度不亚于西方人虚构的“乌托邦”和“太阳城”,代表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无端指责《大同书》“倒填年月”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     

云南壮剧与文化品牌关系浅议

要将壮剧树立为文山州的文化品牌，必须吸取省内外营造文化品牌的经验教训。壮剧成为文山州的文化品牌具有许多优势，也存在一些不足。最关键的不足之处是：目前它还缺少作为一个文化品牌应具备的具有代表性、特殊性、新的文化质量的鲜明标志。文山师专学报设立壮剧研究栏目开了一个好头，但单纯依赖师专学报之力是很难完成建立文化品牌任务的，应该有个班子，从战略规划、战术措施制定、精品剧目打造、人才培养等方面集中精力完成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