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为主治疗重症过敏性紫癜32例

目的：根据本病的特殊性和严重性，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途径。方法：中医严格辨证用药。辅以西药治疗。结果：中药为主辅以西药治疗较单纯西医治疗效果明显。结论：认清病因，标本兼治，疗效显著。     

浅论中医的科学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传统科学先后被近代科学取代而成为历史,唯有中医一枝独秀,非但没有被西医淘汰,而且至今还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然而许多西方科学家却并不承认中医是科学,否认了中医应有的地位。本文作者旨在通过对科学含义的阐释来说明中医的科学性。     

论技术进步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技术是"存在"的.它不是物又离不开物,它不是由人的大脑自生却又离不开人的大脑的理性思考;技术是人类主体不断探寻与技术容体逐渐外显过程中的一种契合;技术进步既体现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目的性,又体现出技术自身进化的内在的必然性;技术的进步是合乎人的主体目的性与技术自身进化内在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

虽植根于传统的土壤中，道安的“五失本”抓住了涉及翻译的直译与意译、质直与丽、质与量的矛盾和统一；“三不易”涉及了翻译活动的主体性问题，是系统的、辩证的、先进的中国传统译论。     

浅论《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先秦道家对我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体系,而这种辩证思维,考其源头,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从《周易》的“阴阳相抱”、“阴阳对立”、“吉凶转化”、“反复之道”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物极必反”、“阴阳调和”等辩证思想的影响。     

原发性肝癌的腹腔镜分型(60例报告)(英文)

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在亚非洲远高于欧美,同样反映于国内外腹腔镜文献中,对其腹腔镜检查的介绍皆少而简略。本文就武汉市四个医院内科自1960年12月至6月经腹腔镜检查而最后确诊为原发性肝癌者60例进行了分析。按照腹腔镜下所观察到的肝脏形态试分作6型,大块型9例,多结节型21例,单结节型5例,(氵弥)漫小结节型(或肝硬化型)16例,非结节型(或肝炎型)3例,大网膜包果型6例。与经典的病理学分型相比较,这一分型对诊断、鉴别、处理与预后似有一定价值。有癌肿的肝叶与未发现癌肿的肝叶在同时并存的病理改变有显著较大且有不一致,对于原发性肝癌以肝硬变或病毒性肝炎作为前驱病的学说提出了疑问,本组病例未能说明日本位血吸虫病为原发性肝癌的病因。认为原发性肝癌患者肝脏的结节及肝炎等改变可能为癌肿的后果而不一定为原因。腹腔镜检查对于原发性肝癌的价值在于诊断符合率高,免除许多病例不必要的剖腹;直视下肝穿刺阳性率高,对于手术可能性的决定似有相当价值,比剖腹探查经济,住院日短而较安全。     

中医英语等值翻译研究——以《黄帝内经》为例

中医英语的翻译属于科技英语翻译范畴,但是在译法上有别于其他科技文章.中医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的交融.医学语言文学化是中医语言的一大特点,译者在翻译时应力求等值再现原文内容,将翻译对等理论和合作原则运用到中医英语翻译中,使译文和原文尽可能达到翻译中的等效     

虎产品中医药用史的阶段特征——基于《中华医典》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通过检索《中华医典》1156部中国历代医书中的虎产品药用记录,对2996条虎产品药用信息和2884首虎产品药用方剂进行分析,复原历史时期虎产品的药用情况:汉末药学著作《名医别录》是最早对虎产品药用价值进行记录的文献,至迟到汉代,人们对于虎产品某些部位的药用价值和主治病症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就目前文献所见,虎方或始载...     

江淮地区夏季环流分型及其云水气候特征

用安徽17个测站2001-2004年夏季地面气象观测资料、美国NCEP/NCAR全球日平均分析场资料和历史天气图,对江淮地区夏季云系、降水、物理量和大尺度大气环流进行了分型.华北低槽型平均云量和降水量最多,该型对大别山和江南影响显著;沿海低槽型出现次数最多(37.4%),平均云量和降水量自北向南增多;副高控制型平均云量和降水量最少,主要出现在江淮地区的西部和淮北;副高外围型出现次数最少(10.5%),平均云量和降水量南少北多;南支低槽平均云量和降水量较多,其对淮河以南影响显著.     

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开拓和创新——周瀚光教授访谈录

周瀚光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锲而不舍地致力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他与袁运开合作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于2000年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见到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力作".李约瑟在世的时候曾读到过那部著作的写作提纲.他在给作者的信中,盛赞该书的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兴奋的进展之一".周先生早年钻研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中年转攻古代儒家与科技发展,在学术界较早提出肯定儒家对古代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观点,最近又推出新著《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对李约瑟否定佛教对科技促进作用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和批评.此外,他在中国数学史以及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和中医逻辑学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