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思考——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及多元特点探析

文章通过对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提出、讨论情况的梳理,认为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和多元特点问题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在起源阶段,环境的确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地理特征看,各地域民族的生计方式正是适应其地理环境特征的结果.而之所以相同地区产生不同的生计方式,在于人具有主观能动的选择性.正是不同的选择方式,使得环境不再起决定作用并最终形成兼有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的"多元一体格局".     

上海精品酒店设计与装饰主义元素运用研究

本文针对在标准化时代酒店设计发展缓滞,经济型连锁酒店千篇一率的现象,提出差异化高端酒店产品——“精品酒店”,针对上海这具有中西合壁文化特色的地区提出适合该地的设计元素——Art Deco,即装饰主义。精品酒店最关键的竞争优势体现在文化上,曾经是殖民地而今发展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的上海精品酒店最适合以什么样的元素来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西方文化结合？实践证明,精品酒店与装饰主义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圆明园灰烬,比石头更沉重

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论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卡布雷拉的人类增强观及其批判

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领域关于人类增强的争论常常被归纳为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两大阵营之争。而神经伦理学家卡布雷拉却将人类增强的应用范式划分为生物医学范式和超人类主义范式，主张二者在人类增强的目的、应用领域、实施手段等方面各有侧重，人类增强的生物医学范式与超人类主义范式的争锋是从肯定的方面来探讨和解决人类增强问题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她提出了第三种可能范式，即社会范式，并主张这是一种看待和应用人类增强技术的新视角，它跨越了两大主流范式的争论框架并弥补了其局限。并且，卡布雷拉还据此对人类增强的三种范式进行了优先性排序。不过，她所提出的人类增强的社会范式在实践可行性、技术基础、优先性依据、概念命名以及对解决相关争议的有效性这五个方面还需进一步地反思和论证，否则不能令人信服。     

凯撒难题的新弗雷格主义求解

基于抽象原则与类包含原则,黑尔、莱特等新弗雷格主义者为凯撒难题给出了范畴求解方案。但其对范畴或范畴类的划分一方面排除了不同类对象之间可能具有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不能提供如何将不同对象落入不同范畴的应用标准。为此,佩德森提出基于类上等价关系的无范畴修正方案。而其对"等价类"的划分、S=标准的合法性以及同一性的统一标准实质上仍依赖对范畴类的预设,因此面临与黑尔、莱特相同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新弗雷格主义者为逻辑主义辩护的预期并未达成。     

基于多元时间序列的PM2.5预测方法

针对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时间序列模型预测PM2. 5时,存在信息利用不全面和预测精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多元时间序列(ARMAX)的PM2. 5预测方法;方法在回归项中引入了PM2. 5影响因子在时间序列上的滞后性阶数,并对残差序列进行信息提取,建立了PM2. 5浓度预测模型;首先通过"天气后报网"采集了合肥市2017年和2018年污染物数据;完成了数据的预处理及相关性分析;分别建立了PM2. 5浓度预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和ARMAX模型;最后通过RMSE、MAE和Theil不相等系数3个评价指标,将3个模型预测精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ARMAX模型的预测精度显著高于单一的时间序列模型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基于外部信息冲击的符号跳跃变差高频波动率模型

现阶段研究高频波动率的主流HAR-RV-跳跃模型仅考虑了与高频波动率有关的内生变量,忽视了外部信息冲击的影响,对高频波动率的估计和预测可能存在偏误.本文尝试将外部信息冲击引入到HAR-RV-跳跃模型中,构建基于外部信息冲击的符号跳跃变差高频波动率模型(HAR-VRV-跳跃模型).这类模型不仅兼顾内生因素和外部信息冲击对高频波动率的共同影响,还考虑了多元信息冲击的非对称效应.通过选取沪深300和中证500指数的高频交易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利用滚动时间窗口预测和SPA检验对HAR-V-RV-跳跃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HAR-V-RV-跳跃模型可以依据外部信息冲击的类型对高频波动率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其预测能力明显优于现有的HAR-RV-跳跃模型.但是,HAR-V-RV-跳跃模型对平稳期高频波动率的预测表现优于非平稳期.     

科学与历史的重构:恩格斯对当代生态主义的批判性启发

在当代生态主义的主流话语中,恩格斯的形象是颇为模糊的。19世纪末的科学家和革命家的标签,使得一些学者很容易地将恩格斯指认为物种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但是从《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到《自然辩证法》的文本却凸显出恩格斯哲学与一般生态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区别。科学与历史作为两个基本坐标,在恩格斯的文本中勾勒出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生态危机的基本动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代生态主义要真正解放自然界,就必须摈弃对科学技术乃至人类文明的抽象否定,继承和发展恩格斯所提供的革命而又务实的生态文明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