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视域下的《论语·乡党》篇诠释

《乡党》篇非后人伪造,其在《论语》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它是对孔子生活的记录,是对孔子思想来源的阐释。思想来源于生活,生活体现着思想,这正是生活儒学所揭示的内容,即要回归生活的大本大源。以黄玉顺教授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的逻辑架构重新审视《论语·乡党》篇,不仅可以突破前人对孔子思想“形上——形下”的解读,而且亦可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原貌,这对于研究《论语》、准确解读孔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墨子》的国际传播与世界语译介研究

《墨子》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涵盖学科广泛、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古典著作,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思想宝库。早在19世纪,《墨子》就已经成为世界汉学界研究的对象之一;150多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多个《墨子》全译本或节译本,涉及的语言有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朝鲜语(韩语)、日语、波兰语等,其中英译本、日译本较多。随着墨学的复兴,墨学的译介活动更加频繁,《墨子》的国际化传播力度和广度不断加大,但是关于墨学在国际辅助语——世界语语境下的译介和传播研究并不多。本文将在墨学复兴的国际大环境下对《墨子》的世界语译介与国际传播展开综述和讨论。     

鲁迅文学作品表达机制研究——以《故事新编》为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鲁迅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大量深刻且典型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不朽的文学艺术形象,和其独特的表达机制具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故事新编》当中,鲁迅引用了一些中国古老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体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但在表达方面,整体上却十分隐晦,很难从字面意思上直接了解其创作情感和意图,必须经过深入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得到深刻的感悟和理解。为此,以《故事新编》为例,从现实与文本关系、叙事方法等方面着手,对其表达机制进行分析,以此获得鲁迅文学作品中的特色内涵,明确传统文化在新历史时期的重要价值和发展方向。     

试论《斯巴年绕》及其内容特点

《斯巴年绕》是一部关于西藏阿里地区婚俗的文本,该文本研究包括两大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尘封已久相关文献进行的整理性研究;二是对濒临失传的相关现实活态进行抢救性研究。文章通过对尘封与活态之间进行互识、互证、互补的方法研究发现：一方面,古藏人认为传统知识分佛教、雍仲苯教、世俗奏拉三大体系,这里的《斯巴年绕》属于第三大体系世俗奏拉类。另一方面,古藏人在器情世界形成的终极追问中认为“有生于无”,其形成顺序为空=>光=>爱+共同业力=>器情世界,进一步形容青藏高原是南赡部洲的肩胛骨,且认为神树是南赡部洲的标志。人类史源于时空观斯巴与嘎巴,粮食源于鸟类。再一个方面,在《斯巴年绕》相关资料中,不仅主张“有生于无”,同时还提出了“有中存空”。同理,在《斯巴年绕》相关资料中,神树不仅是南赡部洲的标志,同时,神树象征三界九地,神鸟象征菩提心的座驾。     

《柱间史》中的聂赤赞普新神话“综合说”论析

《柱间史》历来被视为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但该书关于聂赤赞普神话的书写一直被认为缺乏历史依据而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阐释。文章认为《柱间史》有别于同时期其它文献,它通过转换旧说、综合融通的方法对相互对立的聂赤赞普身世神话三说进行了改造,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聂赤赞普神话。这个新的神话通过将天竺释迦族后代经过地理空间的位移、本土文化的内化转换以及社会仪式的认定三个步骤,完成了对初代王神话的重新书写,以此表征了《柱间史》在西藏割据时期重新理解藏族历史传统的新文化立场,这一新的合成形象在中古时期泛欧亚文化背景中也显现了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汉语词典》中四字格异形成语分析

异形成语是意义相同而书面形式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语。异形成语的意义相同是指成语整体的隐含的意义相同,它们的书面形式不同但在形式上又具有一致性。《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四字格异形成语的构成情况复杂。根据其成因可分为五种类型:置换字词类、调整词序类、改变说法类、增减字词类、综合变化类。这五大类又分别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为若干小类别。     

《剑侠传》编者为王世贞可否成为定论？——兼与罗立群教授商榷

《剑侠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剑侠”题材的文言小说集,其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明代“后七子”之一、复古运动领袖王世贞。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三年（1669）四卷本《剑侠传》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可作为考察该书编者最重要的基础文献。暨南大学罗立群教授撰文认为隆庆三年四卷本《剑侠传》非王世贞编,罗教授的说法值得商榷。隆庆三年四卷本卷首的《〈剑侠传〉引》与王世贞《四部稿·〈剑侠传〉小序》几乎重合,且文中表明序者、编者为同一人,可认定《剑侠传》编者为王世贞,并非罗教授所谓四卷本《剑侠传》绝非王世贞辑本;“弢庵居士”当为王世贞提取“天弢居士”“息庵居士”中“弢”“庵”字后的重新组合,是其相同心境的不同表达,亦非罗教授所谓“没有文献可以证明‘弢庵居士’是王世贞别号”;考察“履谦子”的身份,发现其为王世贞侄孙,其武生的身份与其刊刻《剑侠传》非常契合,罗教授所谓“没有文献记录王世贞与履谦子有过交往”难以成立;《剑侠传》和《艳异编》选编标准有交叉融合的地方,二书有部分内容重合实属正常,并非罗教授所谓二书出现“混编”、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的推论。因此罗教授所提四点论据均难以成立,王世贞为《剑侠传》编者可成定论。     

是出塞，更是还乡——梁晓阳《出塞书》及其新南方写作

广西作家梁晓阳的小说《出塞书》长达六十五万字,分为上部《新疆往事》和下部《十年转场》,全书以一种南方边地文人的独特视角,在高度还原“父辈”和“我辈”远赴新疆的出塞历程中,完成了外来者自我身份的追寻与建构。《出塞书》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旅行和写作成为作家自我确证的有效方式,《出塞书》既强化了主人公梁小羊多年来逃离故乡、只身赴疆的执着,呈现出文学理想烛照下的精神还乡,也深烙着梁晓阳本土的情感与文化印记,流露其南方写作的主体自觉。     

易代之际遗民存史的新贡献——评《惊隐诗社研究》

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面临艰难选择,遗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群体。惊隐诗社以“文化救亡”为宗旨,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周于飞博士的《惊隐诗社研究》让我们对这一诗社有较深入的了解。该著首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惊隐诗社”的历程、成员、诗歌、代表人物及其地位与影响,在清代诗歌和文人结社两个领域的研究上具有双重意义。其中对遗民存史之功的介绍尤为突出,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复社、惊隐诗社与南社在文化救亡宗旨下的连贯性。     

舞台上的都市——从《朱诺与孔雀》到《上海屋檐下》

在《上海屋檐下》创作之前,夏衍曾对奥凯西剧作《朱诺与孔雀》舞台化和影视化改编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协助和主笔工作,后者在戏剧舞台上营造的都市感和悲喜剧的创作手法对前者有所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这一影响产生的具体过程和作品脉络,探究《上海屋檐下》在舞台上建立都市感的具体方式,以及夏衍笔下属于1937年上海都市的时代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