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伦盖蒂草原历队记

轰隆轰隆……轰隆隆……随着巨大的噪音越来越近,坐在车里的探险四人组感觉大地都在颤抖。     

中国元明时期交食推步的比较研究

中国元，明两朝凡三百六十余年，历法唯《授时》、《大统》。本指出两历气朔和交食之推步差异以及根据历术术给出推步法与是时历官所用算法之差异；同时取历官实用算法就元“授时历议”和明“历法沿革”中的交食记录进行了得核；在此基础上对正史所载的３１次古日全食记录的古今推步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     

从《律吕正声》总序看王邦直的乐律思想

王邦直是明代一位在乐律方面颇有研究的音乐家。但由于政治上不得势,因此在音乐方面的研究也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耗费二十多年心血所撰写的《律吕正声》六十卷被当权者束之高阁。《律吕正声》虽然是乐律学著作,但其学术思想却涉及政治、哲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王邦直的乐律思想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实用性,如极其重视音乐的社会教化作用,重视音乐中"和"的内涵,提倡"律历合一"以求天地人和等等思想,是对明代以前中国传统乐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律吕正声.总序》为切入点,窥探王邦直乐律研究的指导思想,以期为王邦直总体研究工作做基础的铺垫。     

包山楚简历法新证

该文利用四分历步气朔公式，求历元公式和“借半日法”对包山楚简历法材料进行计算，证明包简主民日干支全部合历，楚国行用丑正殷历，产针“借半日法”的使用提到战国时期。     

一部撰写了40年的著作终于出版了——介绍薮内清与中山茂的《〈授时历〉译注与研究》

薮内清（1906-2000年）与中山茂（1928-）合著的《（授时历）译注与研究》，包含了《授时历》经文的日译与注释，以及《授时历议》的日译与研究。这部著作是1960年代启动的《授时历》日译与英译计划的一项成果。导致这个计划拖延40年之久才得以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很长的时期内，对《授时历》行星理论中的“限度”概念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的物理意义。     

煤矿安全事故原因分析

0引言煤矿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由于生产环境的特殊性,条件多变性和不可知性,发生事故的机率较高,安全工作历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关注安全,珍惜生命,追求企业的本质安全已成为广大职工的迫切愿望。我煤矿灾害事故的消极影响远远超过了经济范畴,每发生一起事故,     

中国古代遗址的天文考古调查报告——蒙辽黑鲁豫部分

对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部分重要疑似具有天文观测与天象崇拜功能的考古遗址进了天文考古考察。遗址年代跨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1700年前的魏晋时代。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大范围的考古天文调查。首先提出对史前文明中心遗址的"天文环境"进行测量和探讨,包括考察遗址周围有无适合观测某些特定季节日出的山峰轮廓,考察遗址在建筑朝向或布局上有无特定的天文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子山遗址的结构表明当时已经用天文方法正南北。其石板上的北斗星象,反映了北斗星崇拜的悠久传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发现的石块堆砌的圆丘,很可能具有宇宙图景的意义。东山嘴遗址地势高出,东面山廓明显,是理想的"地平历"观测系统。大汶口文化可能有春秋分日出天象崇拜,宗教图腾意义重大。大朱家村遗址的豆家岭,有可能就是大朱家村遗址的太阳观测祭祀台。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和王湾三期文化(旧称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遗址似乎都没有明显的"地平历"观测环境。我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兼有"地平历"和圭表测影系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于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和王湾三期文化大致与陶寺文化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史前天文观测技术经历了从观测日出方位向圭表测影的演变。中国考古天文学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源流、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敬天崇拜的内涵,意义重大。     

中国古代的鸟历

研究少时代的鸟官司,确定凤鸟、玄鸟、伯赵、青鸟、丹鸟一组鸟为一部鸟历(自然历),以区分春夏秋冬,满足当时已进入以稻为业的生产需要.根据民族学资料考证了凤鸟为今之布谷鸟(杜鹃鸟Cuculus).     

从《奉元历》改革看北宋天文管理的绩效

《奉元历》是北宋沈括和卫朴主持创制的一部实行历法,这次历法改革发生在熙宁变法的特殊时期。文章用“文化整体”方法综合政治、社会、技术、沈括个人等因素重新探究了《奉元历》改革的前前后后,并得出结论：历法改革缘起于科学与社会双重因素的影响,是在技术与行政干扰下进行艰难创新的过程;政府的支持与有效组织、管理机制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完善确实有利于天文学的创新发展,但不恰当的行政干预会妨碍技术管理制度的执行,从而阻碍天文学的发展。     

明代颁历民间及财政问题

明代颁历普通官民及财政问题,体现出颁历制度与国家政策、赋役体系、社会民生及风俗文化的多面关系.宋元以来,朝廷垄断颁历权,施行历书(历日)专卖制度.明初,官府颁历征收工本钱,明太祖免除此费.印历用料从贡赋路径征敛,先为民间解纳历日纸张等实物,后改征折色银.明朝京官有专处领历,民间获得历日往往需要通过官府渠道.历日不得售卖,送历风俗相当盛行.官颁历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紧俏物资,由特权阶层垄断支配,因此分发不均的现象相当严重.获赠历日较多者,常私下出售牟利,形成黑市.明代采用区域颁历体制供应全体臣民历日,而宣德十年(1435)朝廷大幅削减钦天监印历数额,造成直隶地区供应不足,这样导致地方官员大规模向中央输送历日,即“官历私运”,极大扰乱了原有供应体制,产生了种种社会怪象.嘉靖七年(1528),明廷采取相应对策——“官历官运”:取各省每年解京历日数额之半输送直隶.然而此举又逐渐演变成为中央对地方的敛财手段,到万历朝终被革除.明中后期的改革,未从根本上解决历日供应问题.最后,通过对明代颁历民间过程中生产、分配两个关键要素的分析,指出其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