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状况与经验

社会救助是保障人们最低生活水平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救助措施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提供。社会救助有调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从多种现象来看,我国的社会救助存在很多的不足点,如在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程度低,协调手段单一等。文章将角度转向西方国家,分析西方国家在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状况以及借鉴经验。     

以政府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正>创新成为两会"最强音"。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中国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大",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报告中,"创新"一词被提及近40次。专家委员们更是将创新视为提振经济的有效手段。2014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就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     

“政党中心主义”与中国国家治理

鉴于西方"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存在的固有缺陷,本文提出具有"政党中心主义"色彩的中国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从政治范式的补充发展、政治价值的转换偏重、政治实践的有为有守三个方面对西方政治学进行了改造和丰富,而且也对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路径有所超越。"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承继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治"思想,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中国共产党践行而落实到国家治理的顶层层面。本文着重考察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功能发挥,并在比较的视野下得出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同样存在一定弊端。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保持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功能互补。     

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意义、维度与路径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全面部署和布局乡村振兴战略.文章基于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和方法,构建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评价维度,为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工具.该评价维度包涵资源投入、过程监管、目标实现情况和社会满意度四个方面.文章指出,相关单位以绩效评价推进乡村振兴时应注重顶层设计,强化部门协同,构建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凸显农民获得感.     

博士高官你好！

从“工农兵”时代到“专家治国”,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学历水平和教育背景正在悄然提升。这一点在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 虽然近年来出现的“博士”市长、“博士”县长现象被加以诸多质疑,但是,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 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我们的市场经济今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需要具有专业经济和管理知识的“专家”来进行治理。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大批既有深厚理论素养,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型官员进入到我国的高层经济决策体系之中。 瑕不掩瑜,博士高官们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诚信政府

政府信用，就是取信于民。消除政府失信现象，建立信用政府，不仅是当前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当前各级政府的挑战，其基本对策是强化信用行政观念，有效分解政府职能，优化市场经济秩序，强化法制管理。     

科技中介：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中介机构作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服务。科技成果通过技术转移与生产要素密切结合，使其从人的思想及其成就的结晶转变成创造和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技术要素融入产业领域，对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进步，意义重大。这个过程实现了从知识流到物质流     

关键还是在内部

经过年初的战略布局和组织架构调整,眼下的企业恐怕最上心的就是市场的开拓了。毕竟,再好的战略、再完备的组织都需要市场上的业绩来证明。于是,人们会看到大大小小的CEO们不再像年初那样呆在办公室里开着这会那会,而是今天在这里剪彩,明天在那里签约,后天又在各种场合会见客户——忙得不可开交。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相信这样的忙碌会给企业带来收益的,然而有时收益的大小却不一定和企业家们心中的愿望成正比。前不久,有机会全程参加了一个战略性合作项目的谈判,其中合作一方无论是战略上的规划还是资源上的控制,无论是产品的定位…     

转型期乡镇集体企业模糊产权的根源与明晰途径

明晰的产权意味着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各个方面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模糊产权实际上是最终控制权模糊性．我国的乡镇集体企业是产权模糊的典型。从政企关系、市场体系、经营者的激励等方面可探明转型期乡镇企业模糊产权的形成原因．转型期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决定了模糊产权的存在是社会强制机制作用的结果，转型期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导致模糊产权形成的环境因素，企业经营者的控制权激励是模糊产权得以延续的制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