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行政——杨慈湖的政务活动及政治主张

南宋时期“为斯文宗主”的杨慈湖的思想历来受到重视。在杨慈湖本人,思想与政务两者之间密不可分。杨慈湖所经历的如富阳行政、绍兴施政、两次被荐、乐平教化、进谏皇帝及温州善政等主要政务活动,都是以其对“心”的体悟、理解为基本前提的。杨慈湖的政治主张,因强调“心”的纯然之善的普遍推行而绝对理想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能持久地发挥作用。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缺失的现状及对策

学生主体性的缺失是制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因素,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提高商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举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生主体性缺失表现是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需求被动化,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动机功利化,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态度消极化。原因在于学生缺乏强烈的主体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学生主体性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路呆板陈旧。激发学生主体性的对策,须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强化主体性教育;优化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时代新内容;切实提高“两课”教师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相结合的能力,促进教师主体性的合理发挥;科学构建评价体系,促进教育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困境与应对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灵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入,多元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回避的事实。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不仅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且还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我们要积极探索隐性教育方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社会问题,注重培养青年学生的思维素养。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ocuments Guided by Cooperative Principles

格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及其四准则不仅适合人类口语交际,也适合翻译。翻译也是一种“会话”,也应当遵守格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根据会话合作原则的四准则矛口政治文献的特点,作者认为在翻译政治文献过程中可采用选词法、诠释法、减译法、增译法、轻化法、直译加注法、意译、借词法、创造性翻译法等几种翻译方法。     

论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1922年6月12日,中共公开发表的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客观地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功绩,分析驳斥了当时各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初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为中共二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李大钊与《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针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状况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该方案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与把握,把实现有序的社会政治寄托在＂好人政府＂身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范畴。同列签名序列之中的李大钊,则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革命,他与前者之间似乎不应发生关联。李之签名,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其联盟思想应是导致他签名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设想也有一定影响。     

论庄子的相对主义真理观

庄子就人们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突出表现为相对主义，本文对庄子的相对主义真理论和真理标准论进行了剖析；通过与西方有关哲学思想的比较，更明晰地论述了相对主义真理观的归宿。同时，文中也肯定了庄子这一思想的积极作用。     

发展政策:理论与实践——以发展经济学的演变为视角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三个发展阶段,相应地也先后形成了国家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制度主导型发展政策。发展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说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必须善用政府力量,尽力防止政府失败,同时通过制度变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创新思维的培养，是21世纪教育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本文阐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创新思维中的重要作用，并就如何发挥这种作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What’s right about Carnap, Neurath and the Left Vienna Circle thesis: a refutation

This paper rejects as unfounded a recent criticism of research on the so-called left wing of the Vienna Circle and the claim that it sporte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demand for ‘specific, local periodized claims’ is turned against the critic. It is shown (i) that certain criticisms of Red Vienna’s leading party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the members of the Circle involved in popular education, nor can criticism of Carnap’s Aufbau be transferred to Neurath’s unified science project; (ii) that neither with regard to Carnap nor to Neurath does the criticism raise points that either engage with the thesis proposed or stand up to closer scrutiny; (iii) that the main thesis attacked is just what I had warned the claim that the Vienna Circle ha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irs is ‘political enough’ today can and should be discussed without distor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