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历史小说叙事艺术探微

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多运用场景叙事,具有相当强烈的画面感;它往往以“推“镜头引入画面,重点突出,极具动感;其画面色调和暖不失震撼力、构图轻描淡写又极富层次感;对白和独白使画面和情节得以流动.这些手法使其叙事在整体上产生一种“空潭泄春,古镜照神“的效果.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戏剧叙事

长期以来,叙事学界关注的是民间故事、神话和小说的叙事,而忽视了戏剧的叙事。通过对《哈姆莱特》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戏剧叙事策略：首先,戏剧中多个叙述者的外聚焦视角叙事不仅能揭示人物心理活动,而且还能造成一种特殊的叙事气氛,提高叙事强度并引导叙事发展;其次,作为“魔器”的“戏中戏”叙事是本剧叙事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最后,哈姆莱特国王的鬼魂是叙事的“国王”,主宰着全剧的叙事走向。上述叙事策略显示出莎翁独到的戏剧叙事艺术,同时还泽被后世,促进了戏剧艺术的发展。     

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与消解——论刘索拉、徐星等“前先锋派”小说的现代性

80年代中期,以写“城市化”为代表的“前先锋派”青年作家群,如刘索拉、徐星等,以强烈的叛逆精神,从生存方式的批判向度,挑战权威,消解正统,其作品刻意表现平庸、琐屑、荒诞、滑稽,以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精神 焦虑与迷惘彷徨的情绪。其本叙事广泛采用反讽与黑色幽默的表达技法,在椰榆调侃中达到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和消解。     

文献史料：“为何”以及“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

学界以往对文献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固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为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属性有所忽略．对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任务和目标比较模糊．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特赇性缺乏足够的自觉。在文献史料的运用上，既有囿于研究者的史学意识和史料视野，大量新发掘的文献史料没有进入文学史，导致一些流行的偏见仍是文学史上难以撼动的“钉子户”；也有在写作上未能将文献史料与作家的文学行为分析、优美作品的深度阐释、文学史价值的重构与发现有机地加以融合的问题。以作家的“文学行为实存分析”为中心,结合政治、制度、文化的考察．融合事件、思潮、作家、作品．叙述出文体演化史、思潮流变史、审美风尚史以及作家作品史齐头并进、杂糅无间的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生动和流动的景象,应是文学史叙述追求的一种新的境界。     

惠能应对惠明夺衣印宗请衣拜师人物叙事对比

宗宝本《坛经·行由第一》记录了惠能应对惠明夺衣拜师、印宗请衣拜师两事，人物叙事对比有情节，有转机。惠明是由惠能的反对者转化为帮助者，接受的指令先后发生改变，印宗始终是惠能的帮助者，接受的还不能称为指令，接受的是信息。前事惠明与惠能有对比，后事惠能与印宗有对比。两事人物叙事也可以作对比，有异有同，如惠能与衣、法就构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两事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长篇小说史诗性的流变——兼论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

随着时代的变迁，长篇小说引以为骄傲的史诗性元素逐渐淡化和消解。摈弃了英雄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小说家们，审视、质疑、静观历史的潮变，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痛苦、绝望……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成功地给中国当代文学以启示：在告别宏大历史叙事、告别强而硬的政治激情之后，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历史解构之后，小说应以怎样的讲述来开辟新径，来完成影像时代里自身的重新建构。     

知识分子精神的日常消解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李洱、孙瑜等当代作家通过小说叙事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遍化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日常消解，成为现代社会中积郁已久的“文化病”。     

《说吧,记忆》的“桔状结构”叙事

纳博科夫在自传小说《说吧,记忆》中运用了桔状结构的叙事手法,使得叙事具有空间化风格特征。《说吧,记忆》的桔状结构叙事手法与纳博科夫断裂的时间感受相关,他凭借空间化的叙事手段在写作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共时性时间体验,并使得作品具有众声喧哗的后现代美学风格。     

晚清小说《泪珠缘》之“仿红”管窥

《泪珠缘》是晚清典型的“仿红小说”，叙事艺术上采用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结构，在故事情节上运用线式情节结构，在人物形象上也借鉴了《红楼梦》，并融合了晚清特有的时代特色，是一部优秀的家庭小说。     

人工智能:统治人类还是服务人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

人工智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风险产生了巨大的担忧.人工智能究竟会统治人类还是服务人类?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视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人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