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时期的铅器

铅是世界冶金史上最早发现的几种金属之一,我国用铅的历史比较悠久。先秦时期,铅器多被用作随葬品,充当明器的角色。其器类比较多,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铅器的发展变化以及分布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晚明江南文化殊相——名士与名姝的艳情与悲剧

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士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起“超然”的意识，开始摆脱对政治权力的迷信和依附。士子们多数不太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全身心地去奔仕途，而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交游为盛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晚明的江南商人文化与才子、才女文化有不解之缘。商人文化对士人文化、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万历年间娼妓遍天下，扬州、苏州、盛泽、松江、杭州等城镇妓馆林立，南京之秦淮最为繁盛，在秦淮青楼中深藏着许多才女，一般人称之为“名妓”，这些名妓的共同特征是才、色、艺三绝，卓而不群，精通琴棋书画，文学艺术造诣不让于须眉，做人上有侠肝义胆，见识过人，在明清易鼎之际，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秦淮名妓生逢晚明朝代更替、社会巨变、天崩地解的所谓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出美人。他们的命运绝大多数是悲剧式的，当时秦淮名妓的命运多半与江南名士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其代表人物为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     

《韩非子》不属秦地文学——与崔文恒教授商榷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一文认为，《韩非子》属于秦地文学，这是不确切的。《说难》、《孤愤》是韩非子在韩国时的作品。《韩非子》中只有半篇《存韩》作于秦国。     

唐代景教之地域背景及名称质疑

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传至长安。在唐代以至后代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均记载阿罗本为“波斯僧”,他在长安所建的景教会堂在最初一百余年间亦被称为“波斯寺”,由他传入的教义被称为“波斯经教”。可是,明代(1625年)出土、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却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碑文诠释了“景教”教名的来历,却只字未提“波斯经教”或“波斯寺”。文章就历史文献记载的差异,对景教的地域背景及名称提出质疑。     

三峡巾帼秦良玉传论

秦良玉是明末三峡地区一位杰出女将,平定土司叛乱,勤王抗清,攻打农民起义军,一生戎马倥偬,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奋斗不息,以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完美的人格魅力为三峡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从“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到“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先秦儒家圣人形象及其平民化趋势

儒家自开创以来一直在寻找一条成圣的道路，其德行、智慧、治国理想都围绕着内圣外王的方向展开。先秦儒家的圣人有着接通天人的智慧、人伦完备的德行及以德治世的地位，他们是政治、文化、制度的至高者。但先秦儒家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的成圣之路却有所不同，孔子生而知之、孟子困而知之、苟子学而知之。三者的成圣之路体现了其对圣人所理解的角度不同，也体现了社会需要的不同，更加体现出了圣人开始由圣神的个体向平民化的个体发生转向。在这种转变内，我们审视着其转变的根基、目标及意义，以期证实这种平民化的趋向是正确而又合理的。     

试论秦观诗与“元祐体”关系——以《和东坡红鞓带》为例

元祐体是指苏轼文人集团于元祐年间以京城为主的唱和活动所形成的诗歌风格,突出表现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受此风气影响,秦观元祐诗也有较明显的元祐体特征,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也残留着元祐体的一些弊端。但总体而言,秦观此期具有明显元祐体特征的诗歌并不多,成就上也无法与苏黄比肩,故世人谓其诗不似宋诗,但秦诗也规避了宋诗过于追求奇字、险韵、僻典等缺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秦可卿形象的作者塑造与读者接受

秦可卿,《红楼梦》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形象。曹雪芹曾接受畸笏叟的建议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改＂淫丧＂为＂病死＂,使其由初稿中一个饱暖思淫欲的女子成为了今稿中寄予作者＂兼美＂理想的形象。由于这一现象的存在,造成了作者塑造与读者接受的复杂变异,也使这一形象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关于秦观绝句的评价

自元好问《论诗》绝句中对秦观发出“始知渠是女郎诗”的说法后,前人对秦观的诗颇有贬意,以为过于柔弱。本文通过对秦观七绝诗的评析,认为苏轼“以诗入词”受到赞扬,扩大了词的境界,而秦观“以词入诗”亦未尝不可,在宋诗中独树一帜,丰富了宋诗的艺术风格。故此文一反传统习见,借评价秦观七绝诗的同时,对其“以词入诗”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