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智感知中基于损失厌恶的激励机制

当前,群智感知中的激励机制大多是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损失厌恶的存在,用户不是总追求自身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基于传统经济学的机制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激励用户.为此,文中设计了一种基于用户损失厌恶的激励机制(LA-RAIM).该机制基于用户的损失厌恶心理,设计了用户的奖励因子,通过在激励时间内给予用户额外奖励,让用户感受到不参与任务就会有损失,以此激励更多用户参与感知任务.仿真实验结果表明,与经典的RVA-IM相比,LA-RAIM既能促进更多的用户参与系统感知任务,也同时提升了系统的平台效用和获胜者平均效用.     

论对外汉语教学与河北“软实力”的提升——语言经济学的视角

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对于提升区域经济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语言经济学为发展对外汉语的经济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发展对外汉语教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文化辐射力增强的推动作用。发展对外汉语教学,提升区域经济软实力的现实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依托地方高校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加强人力资本输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带动文化产业输出,积累文化资本。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征稿简则

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双月刊,公开发行),主要刊登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命科学和技术科学、环境科学、数量经济学、交叉科学、科学史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它的任务是:主要反映北京师范大学理科各学院、系、所、中心的最新科研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主要读者对象是国内外科技工作者、高等院校理工科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以交易成本论为基础,注重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国经济学要想有所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是必然的选择.     

浅谈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形象效应--对韶关经济发展的一点思考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形象效应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所以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韶关只有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才能有大发展。     

债转股企业的选择及其机制设计

国有企业债转股是有关利益集团围绕企业金融资源支配及企业控制权展开利益冲突的动态博弈过程，债转股实施进程应该在对各方都有利可图或者至少不被直接损害的交易中渐次完成。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框架上分析两局中人（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有关债转股企业选择的博弈过程，认为如何挑选拟债转股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机制设计的问题，当严格分析了申请债转股的企业（本质上是企业领导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并由此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时，一个有关债转股企业选择的政策框架就形成了。     

中国股票市场经济学实验分析

将经济系统的分析扩展到合作博弈领域内。引入经济学实验的方法，介绍了一次在合作博弈范畴内的经济学实验的过程及其主要结果。实验参与者的行为与理论预期存在着偏离，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局中人对公平性的要求。通过引入Banzhaf-coleman势值的概念，将实验数据与Banzhaf-coleman势值及Shapley值对比，显示出实验结果与理论解有着较好的相容性。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经济学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如何在“新文科”理念下培养经济学人才,是中国经济学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从时代性、战略性、创新性、交融性和发展性5个特征维度阐释“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其次,探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经济学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经济学人才培养需要持续优化经济学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加强经济学的课程思政教育,推动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以及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经济学人才提供理论参考。     

论“民族经济学”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民族经济学自创立至今已有数十年,但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其原因关键在于研究对象界定不清,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致使民族经济学仍然存在较大分歧,研究陷入两难困境。针对民族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及理论分析框架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浅显的解决思路和方向。     

公益诉讼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简析

公益诉讼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具有巨大的预防和救济价值。目前，我国立法的有关规定导致公益诉讼的原告方所负担的诉讼成本过高，而诉讼收益却过低，这种成本与产出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改变，势必会给我国公益诉讼的正常发展带来极大不利。解决途径可借鉴经济学有关“外部性”内化的方法，一方面降低诉讼成本，另一方面提高诉讼收益，从制度上保障公益诉讼正常发展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