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中国以公道”——纪念李约瑟诞辰110周年

20年前，我应邀访问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在墙上挂满了中国字画、桌上堆积着汉文书籍的李约瑟工作室，我向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李约瑟博士送上一部刚刚出版的他同鲁桂珍博士合著的《再次聆听大洋两岸的共鸣——回顾跨越太平洋的文化科学交流》中译本。     

劲牌中国科学与文明奖学金

正劲牌中国科学与文明奖学金专设用于支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科学、技术与商业的关系,及其对认识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意义。此项奖学金的基金由劲牌有限公司提供,将用于支持2~4位学者在李约瑟研究所从事为期6~12个月的研究工作。奖学金以补助金的形式发放,将涵盖相应的研究开支、国际差旅和食宿费用。申请人应为已取得博士学位并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任职的青年学者,并且有可能从     

李约瑟《科学思想史》中一段引文的翻译问题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讨论到阴阳家邹衍时,引用了《史记·平原君列传》的《集解》中一段邹衍与公孙龙的交往记录.李约瑟认为这段史料证实了对自然感兴趣的各个学派都不愿在墨家、名家的思想家们为建立一种适用于科学的逻辑的努力中合作.通过《史记·集解》原文与李约瑟译文的比较分析认为,这段记载恰恰对李约瑟的这个观点构成了挑战.其实,邹衍并没有一概否定“辩”,而是对“辩”的一种即“辞正”进行了批评,他给予“辩”以相当的肯定.进而探讨公孙龙子和邹衍在认知上的不同,指出邹衔这种切近实际而不过于形而上的思维态度,倒是近代以来一般科技工作者常抱有的.     

贝尔纳赠书中的“李约瑟问题”

正"近代科学何以未曾诞生在中国"或通称"李约瑟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来源,其中之一就是上世纪30年代剑桥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交互影响[1],而物理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年)[2]正是这一被称为"有形学院"(visible college)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3]。尤其值得今日的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写道:"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做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     

六、其他专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项目进展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项目是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文翻译出版计划始自1964年，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将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并委托张友渔和宦乡负责落实，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具体组织力量着手进行翻译．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翻译出版计划未能顺利实现．1986年12月，[第一段]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2005年1月11日，中国驻英大使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r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12分册的出版举行招待会，李约瑟研究所古克礼所长在会上向查培新大使赠书。     

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是虚幻的，因而，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     

两栖学者、行吟诗人和云游僧——介绍何丙郁教授新著兼贺先生八十华诞

首先介绍何丙郁教授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间游走的经历，指出有三次关键的选择对其学术生涯发生了影响。同时也对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进行了精炼的评论，由此说明他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历史上的科学，以及中国古代科学等重大编史学题材上的观点。最后，作者通过亲身经历，揭示了何丙郁教授——以研究者、组织者、筹资者和宣传者的多重身份活跃于世界各地，对中国科学史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以及他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同行尊重的原因。     

耕耘之后的收获--何丙郁《一位漂流学者的回忆录:科学、人文和李约瑟》评述

何丙郁先生是海外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一位著名学者。《一位漂流学者的回忆录：科学、人文和李约瑟》是2005年出版的何丙郁先生的英文学术性自传。这本回忆录非常值得一读，不仅因为书中包含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珍贵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外中国科技史研究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有关李约瑟研究所近年来的发展动向及其背景，更因为从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位海外学人对中国科技史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执着和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