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称庆:东汉士人对祥瑞的新解读

祥瑞,作为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吉祥征兆在古代文献中频繁出现,被赋予了通融天地、粉饰君权、抚慰民心的政治功能。然而,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东汉社会,依然有士人对祥瑞的出现发出了"不宜称庆"的言论。这种不和谐之音与戚宦交替统治的政治局势、灾难频发的自然状态有关,是汉代士人对既有灾异观的思考与调整,同时也启迪着后代士人对祥瑞政治功能的更为清醒的认知。     

明代科举格局与士人出处

科举制度对明代社会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士子人生穷达的关键转折,科举制度为传统观念下"学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相对客观有限的实现保障,士行文风为之转移。但其中各种各样的流弊、有限的录取名额又将相当多的士子拒之门外,因各种原因被迫放弃科举的失意文士以传统思路中的"无道而隐"应对进取受挫的精神压力,因个人际遇而形成了一代以"隐"为主导色彩的士人风流。     

晚明士商渗透的社会影响

晚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士商渗透是一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强烈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晚明社会风气、封建政权、教育事业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华胥梦与周公梦的文化解读

华胥梦与周公梦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当中极富有影响力的审美意象,既是士人复杂心态的集合体又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心态,堪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永恒的主题.作为古代中国人政治审美倾向的反映,它们的形成与流传是古代士人积极入世的真实写照.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这两个梦意象早已经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之中了.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善行”现象试探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受崇孝行、儒士、独行之士、君臣之义等道德观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一些善行。     

"情性"与"讽谏":一个艰难的诗学选择--汉代诗学话语的文化阐释

以《乐记》、《毛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诗学,其本体论与价值论之间既有着尖锐的矛盾,又有着内在统一性。这种话语建构方式,是由士人的现实处境和士人自身的主体精神所决定的。作者认为,在大一统政权形式下,汉代士人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君主专制权力的惧服和维护,一方面则又暗暗融入一种君权制衡策略。这种制衡策略体现在诗学话语建构中,就是在非功利性、无目的性的“情性”说与具有十足的工具论和目的论意味的“讽谏”说之间,经学家们设立了“天”作为逻辑中介,从而将两种看似矛盾的诗学主张巧妙的粘接到了一起。     

北魏时期山西士人地方任职分析

北魏在推行汉化政策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汉族士人。汉族士人掌握中原文化,地方根基深,在参与北魏政权的过程中,多数人都在地方各级政权中任职。山西士人是汉族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职分布于州郡、军镇、地方官府等,从地方一级长官到地方佐僚均能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些士人通过自己的才能在地方民生建设、禁盗、文化教育方面作出了成绩,并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百姓的认同,为北魏的地方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世说新语·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德行》篇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文章以此为基础抓住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及理想人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一时期士人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格特征——真情孝悌、逍遥放达、智慧机敏,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光辉人格砥砺后世的巨大意义.     

林冲:士人人格范型的寄寓

历来论者均普遍认为林冲及其人生故事承载着《水浒传》“乱自上作”与“逼上梁山”的思想题旨,显露出作者对社会治乱及其根源的深切关怀与理性思考。除此而外,林冲形象尚有着别样的意蕴：在他身上,有着显著的士人人格特征,寄寓着传统社会中落拓士人的人格范型。     

《伯牙奉琴》中的琴道与礼乐文化

《伯牙奉琴》是秦腔传统剧中少有的文辞古雅之作。儒家“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的主张对中国艺术发展起到根本性的导向作用。士人是琴与礼乐关联的主要纽带。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琴是乐器、礼器,也是道器。剧中关于琴论述的实在用意,是为了凸显儒家传统的“礼制”“道统”“纲常”等思想。对儒家经典的复排,其意在渲染“儒—礼乐—琴”三位一体的观念。戏曲《伯牙奉琴》展示了礼乐文化在民间生活中生长的另一个面相,以琴道寓意礼乐,进行世俗性的高台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