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小说创作思想的利与弊

与冯梦龙，凌蒙初等作家相比，李渔的小说创作思想更注重个性化、戏剧化及娱乐性，这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新的尝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     

试论《围城》“历史”的处理艺术

<正>《围城》是一部”黑色小说”——使人深切地感伤和深沉地思索.它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揭示了战争时期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以传达政治腐败和战争对人生的影响.笔者初涉“钱海围城”,本文只是试图“从钱解‘钱’”,探讨一下《围城》历史的处理艺术,不过是偿试而已.那么,什么是“历史”呢,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它们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更是毫无例外地具有.这里,环境便是历史.《围城》写的是1937年至1939年的事,对1944至1946年的钱钟书先生来说,那其间的人事自然已成了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那更是历史了.我所要探讨的“历史”,正是那样的历史概念——包括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历史.     

古代小说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探索

杜贵晨学术新作《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详尽考辨,探讨古代小说的某些规律,把理论思辨与直觉感悟相会通,力求构建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在多方面均给读者带来新的收获。     

人物报道:镜头如何对准人

电视新闻人物报道是推荐典型人物事迹的一种手段,本文从电视声画合一;捕捉人物典型细节、情节;写人写事有机结合三个方面诠释电视新闻如何用镜头做好人物报道。     

《羊脂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元素之比较

莫泊桑的《羊脂球》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都是描写的以战争为时代背景身为弱女子的不幸命运。丁玲与莫泊桑的战争经历使他们能够以个人独特视角穿透"战争与女人"小说的一般模式,拒绝正面描写战争而使其创作表现出对战争文化心理的疏离,更着眼于对人类本身的关照,但是两者在人物形象设计、叙事方式和情节安排方面有较大区别。     

娱乐中的科技

<正> 越来越精彩的电影不乏惊心动魄的场面和诡异奇特的情节,这一切都得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情节,可能会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略谈《活着》的编剧观

张艺谋将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电影后,在时空设置、思想主题、叙事视角、审美风格方面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许多评论家所诟病--论者多过于追求"文学性"的统一.而从电影与小说二者之间传播介质的区别、表现方式的差异、接受群体的不同等方面论证,张导的改编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性分析——基于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的著名爱情悲剧。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为基础,从故事梗概入手,概述了亚氏理论的核心悲剧题材、悲剧情节及悲剧技巧和效用,进而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探索悲剧的成因。     

《红字》与《圣经》原型

《圣经》是清教主义思想的根源与基础,在霍桑小说《红字》中,他大量移植《圣经》中的人物和情节原型来表达自己的宗教观,揭示人类心灵的秘密,从而获得一种美学上的超越。     

论对“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处理

绑架罪的既遂以绑架行为实际控制人质,将人质置于行为人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犯罪中止的一般理论,行为人绑架犯罪既遂以后又释放人质的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属于犯罪既遂后的悔罪表现。为了保障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鼓励犯罪人及时放弃犯罪,防止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对于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情形,国外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已经将其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从刑事政策和立法宗旨考虑,应当将＂释放人质＂解释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情形,但应将＂释放人质＂限定为出于行为人自愿,且必须将人质释放至安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