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维新和商鞅变法的思考－－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

本文旨在通过戊戌维新与商鞅变法的对比性思考，指出在惊人相似的历史背景下，这两次改革的天壤之别的结局；并强调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不仅是在列强肆意瓜分中国，清政府极端腐败无能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在沉重的传统负荷下由一群既无权势，又无斗争策略的书生仓促发动的，因而它的夭折就不可避免；同时，艰难时势下的历史跃进，一方面必须呼唤人类的精英挺身而出，指点江山，另一方面又似乎必然使这些具有超前意识的智者蒙受种种磨难，甚至惨遭杀害：因此，仅以本文纪念戊戌变法失败100周年，缅怀中国两位伟大的历史名人－－商鞅和谭嗣同。     

商鞅的普法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商鞅的普法思想是其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主张国家和政府要守信用,要有公信力;强调法律必须“明白易知”;加强制度建设——“为法置官吏”;法官问责制;奉行“重刑主义”。对今天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流血的变革

公元前356年公孙鞅在秦国的变法(即商鞅变法)决不是一般的改革。那是一个列国争霸的年代,落后就要挨打,甚至谁落后,谁就会被侵犯和被兼并。丞相公叔痤一直辅佐魏惠王处理政     

商鞅历史形象毁誉之探析

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变法强秦,为日后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学界对他的思想、政策和作品都有许多研究和探讨。自古以来,人们对其个人形象评价迥异,负面评价多沿用《史记》中的记载,然而《史记》中关于商鞅非正面的评价,并不全出于对于史实而得出的结论,而是有时代、学术观点以及阶级立场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存留于史书与学术著作中,便形成了一个历史上“污名化”的商鞅。历史上商鞅形象的流变往复,常与治乱兴亡相伴,倒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学现象。     

商鞅与梭伦耕战思想的比较分析

商鞅和梭伦的上台皆因受困于“耕”和“战”。两者都重视耕战，但在制度安排上则有所不同，商鞅打破现状，重在变革；梭伦承认现实，重在继承。商鞅是通过类似于军事的手段重构了政治秩序，而梭伦则以平衡城邦内部不同阶层利益的方式缓和了公民的内部矛盾。在影响上，商鞅使得秦人因耕战而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沦为国家的奴隶；梭伦则使得雅典公民成功地参予了政治，成为城邦的主人。     

论秦王朝的“以法治国”之路——以商鞅变法为视角

商鞅变法使秦逐步走向强大进而一统中国,秦之后历代封建国家均沿袭以法治国之道。本文剖析商鞅变法"以法治国"之思想理念、立法原则、执法规则,分析了法治对秦的影响,从而发现法治的强大生命力。     

商鞅变法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通过对商鞅变法的研究，可以揭示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商鞅变法的成功，说明法家思想在当时是适合秦国国情的统治思想。对秦代社会经济发展有相的促进作用，不能因为秦的速亡而否定法家思想的进步性。     

战国变法秦国收效卓著发微－－范文澜“腐化势力”说解析

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变法，唯有秦国取得最大成功。范文澜认为新制度在秦国得以实施，“因为秦国的腐化势力比较薄弱”。范氏“腐化势力”说的内涵，应指“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具体表现为守旧的奴隶主阶层相对弱小。世卿世剥制薄弱，宗法关系淡薄，这是由于秦国的婚姻状况所致。     

商鞅变法视域下的制度建设

商鞅变法何以成功地持续了百余年?囿于史料阙如,2000多年来人们难知其详.借助近年来出土的秦简以及标准化、控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商鞅变法所采取的方法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迥然不同,其主要做法是在实行郡县制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了统一的信息体系和监管体系,以此为基础,统一组织、协同推进包括新的行政体系在内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实现了制度建设的制度化、体系化.这不仅保障了制度建设能够始终围绕强国目标,也保障了制度建设的完备性、合理性、协调性,并确保其得到严格执行.商鞅变法使秦的国力持续增强,形成了良性循环,进而保障了变法过程的持续推进.     

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的比较与差异

从“变法时机与策略”、“变法者的地位与权限”、“变法者信念与毅力”等方面比较了王安石变法与商鞅变法成效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