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浅论五言诗的源流

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生发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它起源于<诗经>和先秦民间谣谚,诞生于西汉成帝之时,成长于两汉,成熟于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     

论三曹对五言诗发展做出的贡献

曹操改造了五言乐府，首开慷慨悲壮的五言诗风，曹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促进了五言诗华丽风格的形成；曹植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创造了诸多五言诗的体类，对后世专类诗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细微的爱里

苏东坡有一首五言诗,我非常喜欢:钩帘归乳燕,穴牖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对才华盖世的苏东坡来说,这算是他最简单的诗,一点也不稀奇,但是读到这首诗时,我的心深深颤动——钩着不敢放下的窗帘,是为了让乳燕归来;看到冲撞窗户的愚痴的苍蝇,赶紧打开窗让它出去吧;担心家里的老鼠没有东西吃,时常为它们留一点饭菜;夜里不点灯,这是爱惜飞蛾的生命呀!     

钟嵘《诗品》沈约条疏证

沈约著述颇丰，尤其是五言诗最为出色。他对鲍照的接受主要在于两人文学创作观念方面的相似：求真向俗。他的诗作大部分“清怨”，但也不乏风格迥异之作。沈约在文坛方面贡献卓越，但钟嵘指出他用辞精密而无深刻内涵的特点，这种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清”的一个解读视角——以魏晋新声与五言诗的关系为例

关于文学批评中的“清”这一范畴,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产生,或者以宏观的思想史为背景,从形上思维的角度来探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或者以某位具体作家的风格、某个具体文本的风格为切入点对“清”的某个具体特征进行微观的考察。从艺术联类相通的角度来探讨诗歌批评领域中的“清”,其源头必然追溯至魏晋时代用于评论新声风格的“清”字,而通过考察魏晋新声与五言诗的关系,“清”在批评领域的迁移旁衍的轨迹在在可辨：它最初用于评论音乐（新声）,然后兼而用来评论入乐的五言诗,再到评论不入乐的五言诗,最终旁衍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个体抒情与群体认同

汉代文人五言诗是不入乐的诵诗，它是诗歌发展的自然产物，不应将其起源限定在一人一诗。汉代文人五言诗以群体抒情为主，这是形成它的整体风格的一个特质，尤以《古诗》为代表。从班固《咏史》等作品中可以看出，其中又酝酿着个体抒情的因素，这是开启建安时期五言诗兴盛时代的关键因素。苏李诗的形成，也包含后人对汉代诗歌个体抒情因素的追认。个体抒情的张扬使得五言诗的独立价值更加彰显，由个人创作逐渐过渡到群体性的认同，完成了诗体的确立。     

刘长卿五言诗特殊体式之考述

中国诗歌的格律由六朝发展到唐初已趋成熟，而于杜甫等大诗人手中登峰造极，此后一千多年汉语诗歌的格律基本沿袭未改。与此同时，古体诗歌也一直获得诗人们的青睐，得以延续与发展。格律诗与古体诗的区分，本来是很明晰的，但富于创造性的诗人并不一定严守这种区分，中唐诗人刘长卿即是一例，细读其五言诗，确能发现不同一般的诗体。本文即对此特殊诗体试作论述，并用之于文献的校勘。而文体或诗体的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本质，其研究价值及有待开拓的空间，于此亦可见一斑。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浅析曹植五言诗的艺术特色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在散文、辞赋、诗歌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都要高于同时代人。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其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艺术特色。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