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各司其职、各守其分”的平等

“各司其职,各守其分”是柏拉图设计的正义的等级社会的理想图景,试将反其道而用之,将它与平等联系起来,在论证“各宜其职”的前提下,构建一个相对平等的“各司其职,各守其分”的社会模式。     

善恶报应在中西悲剧中的不同命运

西方悲剧人物往往是出众的英雄，有着明确的具有挑战性的意志，能够积极地行动，主动地控制局面，有力地将冲突推向高潮，并在自己蒙受痛苦的同时，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其灾难性结局是人物自愿选择的，是自觉的意志的实现，没有多少遗憾，无需善恶报应的介入。中国悲剧的善良弱小的主人公往往没有往外扩张的自觉意志，甚至连防人之心也没有，主动的出击非常有限，只能被动地忍受迫害，无法在剧烈的对抗中给对手以有效的打击；其遭遇不是主人公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外力强加给他的，需要报应的方式平息人们的愤怒之情。中西悲剧的不同形态有着深刻的文化成因，体现了不同的德与福的关系。     

从经济公正到社会公正

公正问题被视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代社会要有经济公正，社会公正和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尤为重要，从而引发社会公正和法律公正。本文着重论述经济公正，公正与效率，经济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探讨了市场经济下经济公正的特征，以及如何做到真正的社会公平与公正。     

"仁义礼智信"的由来、发展及其基本内涵(下)

“仁义礼智”四德整体的提出者是孟子,“礼义廉耻”四维德目的提出者是管子。郭店楚竹书《五行》试图建构一种将仁、义、礼、智、圣内化为人们的品德信念的道德体验模式。将“仁谊礼知信”称作“五常之道”,最早出现在汉朝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之中。“仁义礼智信”作为整体德目由官方确定在董仲舒去世183年后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会议上。之后,“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经历了从周敦颐的“诚,五常之本”说到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以及朱熹的“五常之性”说。今天,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融入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建设之中。     

没有公平公正何来"共同富裕"

本文介绍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分配理论。认为“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竞执政的唯一宗旨。但近年来中国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严峻,必须加以认真思考。     

浅谈法庭审判中公诉人语言预设策略的运用

该文以预设理论为分析框架,简要分析了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对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的具体语言运用。作为一种典型的机构性语篇,庭审语篇体现了案件审理过程中各参与者间的关系以及各方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所运用的语言手段。预设作为一种有效的语言分析策略也被广泛应用于庭审过程中。笔者着眼于公诉人庭审语言     

论共产主义社会与正义之间关系的争论——以英美学者的观点为主

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隐含某种社会正义的诉求？当代英美学者有着否定和肯定两种不同的主张。前者的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作价值中立的描述;二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度丰富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正义已不需要。后者的观点一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超越了正义,而不是不需要它;二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同阶段,马克思有着正义的诉求,正义意味着平等。以上观点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表达了马克思系统性的社会正义诉求。     

关于赋税的“人本”思考

亚当·斯密提出的赋税征收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原则是颇富人本主义精神的。赋税征收其表面目的是以维护国家政权为本,实质目的则是为了纳税人的发展,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人"发展了,才能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税源才不会枯竭,社会才更加稳定和谐,国家政权才更加巩固。所以,赋税征收必须确立纳税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     

论网络通讯监听法制化的理论基础

网络通讯监听作为IT时代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宪法理论基础、程序正义理论基础和司法伦理理论基础三部分。     

论社会结构理论下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以警察对公众态度的差别为视角

社会结构是由个人的社会行动及其相互作用的模式构成。探讨警察等公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所采取的手段以及实施执法活动的内容、结果的区别．可以为如今日趋紧张的警民关系找到一个解释的出口,也可为警察及其他行为人的行为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