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看韩愈的天人感应论

韩愈的天人感应论属于我国古代天人感应论的第四种类型，他从“天入相乖”、“祸善福淫”的角度提出了天与入感应的独特方式。从当代环境伦理学视角看，韩愈的天人感应论表达了对大自然的道德关怀，与当代环境伦理学一样，具有强烈的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及相似的基本原则和道德目标。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探讨韩愈的天人感应论，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搞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用过"唯物主义哲学"一词?--也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元哲学问题的探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的用语中,从未出现过“唯物主义哲学”(德文diematerialistischePhilosophie)一词。本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等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用法做详尽的考察,考证他们为什么没有用过这一术语以及是谁最早用这个术语,同时引发出应怎样正确理解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以澄清哲学界长期以来一个严重误解。     

网络哲学与哲学网络

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完成哲学的创新,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创立网络哲学并建立与其相应的哲学网络,已经成为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创立网络哲学,应强调具有强烈的前沿“问题意识”,把精力放在网络技术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点研究网络时代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问题。并在深入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以开放、民主和平等为原则的哲学网络,即充分体网络精神的哲学研究体系。     

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建筑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些独特的哲学观念,如“象天法地”,“道法自然”,阐述了在这些哲学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园林等方面所积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内涵,并对如何继承这些遗产进行了讨论.     

中国成语中的成功学阐释

成功学诞生于美国,但中国成语中所蕴含的人生精神正可作出成功学的解释。拿破仑希尔所归纳的17条成功原则几乎对应于相关的中国成语。这种中西文化的对话和沟通,说明建立中国特色的成功学和成功人生评价体系不但具备丰厚的哲学储备,而且愈益时不我待,刻不容缓,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     

心灵废墟——师陀早期创作的精神特质喻晓薇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风格和追求的作家,师陀早期创作中废墟意象高度密集,而这正是师陀独特的精神气质———废墟心理的外化。这种心理来自于其幼年时代形成的创伤性体验。这种心理特质体现为对现实中废墟的批判、对文化废墟的检省、对生命废墟的咏叹。这种独有的废墟精神特质使师陀在现代文坛优秀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21世纪哲学观的新变革

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总是被人们在多种意义上来理解，但如果从思维方式上来理解哲学，那么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就只能作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理解、作哲学现的理解。这样，对科学哲学的追寻与批判以及人类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发展、人类需要的发展、人类思维的逻辑都使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向成为21世纪哲学观的新变革。     

工程问题的哲学意义

工程是一种有一定规模的建造活动，当今人类正生活在一个由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工程所关联起来的网络中，人类当代文明就是一种工程文明。工程的普遍化使得工程问题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具有了哲学意义。工程个案和一般工程学科解决工程中的具体问题，但惟独不对“工程本身”发问。对工程的哲学研究则专门追究“工程之所以为工程”的问题。工程问题的哲学意义至少有两种：一是按照哲学研究的惯常方式建构一门新的部门哲学，二是通过对工程问题的特殊性呈现给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提供一个契机。任何一项工程都牵涉无数复杂因素，它们之间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逻辑性关联，但总有一些因素之间没有逻辑联系，这就使得工程问题归根到底不可能逻辑地、理论地和哲学地解决。理论和工程之间不可能逻辑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工程问题通过哲学而给我们的最特殊的启示。     

"环境哲学"的五个问题

环境概念不同于生态概念，它是以人为参照的。动物与环境是直接同一的、特定的和封闭的，人的环境则是开放的、不确定的，自然界没有专属于人的特定环境。环境价值是一种不同于资源价值、消费性价值的“存在性价值”。在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中，我们“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环境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Hermeneutic strategies in Gerd Buchdahl’s Kant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Gerd Buchdahl’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rests on his masterly writings on Kant. In them he showed how Kant transformed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he minutely investigated the ways in which Kant related his critical philosophy to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natural science. Less well known, if only because in large part unpublished, are the writings in which Buchdahl elaborated his own views on the methods and status of the sciences.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roles of hermeneutics in Buchdahl’s reconstruction of Kant’s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in his own ‘transcendental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first section looks at Buchdahl’s view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at the Husserlian hermeneutic scheme of reduction and realisation that he used in his later accounts of 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of Kant and himself. The second section concentrates on Buchdahl’s treatment of the grounds of science in Kant; and the third on the hermeneutic strategies Buchdahl employed in articulating and justifying his own views. The paper closes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impact and importance of Buchdahl’s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in relation to the sciences and of his own hermeneutically based philosophy of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