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阳范氏家学学风考述

基于魏晋南朝时期的儒学衰微与经学不振,尤其是魏晋尚虚浮华、通达悖礼等时风对儒学的冲击,顺阳范氏整个家族自觉于儒学的振兴与经学的昌明,以其独特的家世经学与笃厚的经学信仰独行于玄、佛日盛的世俗。世代儒业的顺阳范氏在家传经学（家学）、学有专长的基础上,以儒家伦常一以贯之而又综通群籍,从而形成了迥异于这一时代的崇儒尚经与博学多通之家学学风。     

略论两汉经学走向

司马迁以先秦儒学为指导，反对董仲舒营造的君权神授论。西汉末，杨雄著《法言》，亦起而反对董仲舒。东汉班固著《白虎通义》，比董仲舒走得更远。至东汉末年，社会上掀起一股强烈的批判思潮，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剥落了两汉神学经学的最后一层油彩。     

朱熹诗经学的地域视界

《诗集传》中为数不少的以地域释风名、以地理释诗风、以地理释习俗、以地理释经济、以地理文化解讲诗意和以地域明教化、观风俗的作法,给人明晰的地域感觉。朱熹认为造成文学地域性的因素有地理、政治教化、种族传统乃至经济。他认为地域土质影响人之情性,而人之情性又影响诗歌、音乐的风格,诗歌、音乐的风格再影响到它的读者。这种解读《诗经》时的地域意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本于历史传统、时代风习与文本特性。朱熹所运用的自觉的地域分析方法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段玉裁的文学观及诗文创作考论

段玉裁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朴学大家,在音韵和文字训诂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考察段氏文集及其家族文献,我们发现,作为学者的段玉裁在诗文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的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清代考据学者对于文学的普遍态度,其文学创作也体现出当时极其兴盛的经学研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渗透。     

当代训诂学的实践总结与守正追求

训诂学是中国本土学术中发端最早、历史悠久、并曾非常辉煌过的学术。它本因解释古代经籍的需要而产生，并非儒家经学的附庸，只是因为自汉以来，儒学一统天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学术，训诂学便被纳入解经之途，随同儒学的发展而演进，至有清而臻极盛。晚清以来，国热日衰，西学东渐，科举废而新学昌，经学止而训诂微。     

加入WTO与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可概括为整体型、直觉型、经学型、意向型等四种类型。面对WTO的挑战，我们的思维方式应作如下转变：（1）由内向、封闭性转向外向、开放性；（2）由保守、经学性转向前瞻、创造性；（3）由单一性转向多样性；（4）由静态性转向动态性。     

清初经学的特色及影响

清代初期虽以理学为盛,但其末流弊端已显见,补偏救弊的最好方法就是重新拾起古老的经学,作为扭转学风的手段,因此经学之风已渐然兴起.这一时期的经学特色主要包括绾理学于经学之中、群经辨伪、编纂经籍、通经致用四个方面.清初诸儒倡导绾理学于经学之中对扭转学风,趋于通经学古起了推动作用;对群经的考辨,预示着回归经典运动的到来;而诸经书的编纂则促进了相关的考据、辨伪、辑佚、校勘等学问的发展,凡此皆开后来乾嘉汉学复兴之先河.而清初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色由于雍乾以来的政治高压等原因未能发扬光大,终是学术上的一件憾事.     

曹元弼的《孝经学》研究

《孝经学》是晚清著名的礼学家、经学家曹元弼所编撰的《十四经学》之一,其编纂体例严格依照张之洞《劝学篇.守约》中提及的通经之"提要钩玄"法式,列"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全书在《孝经》的文本与作者、微言大义、社会功用、《孝经》与群经关系、《孝经》研究的礼学化倾向等方面体现了曹氏独到的孝经观,其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丛书有感

《神话历史》丛书在资料处理、理论运用，或者说二者的“互动”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经史相连的中国式“古典学”，尤其是“礼学”、“春秋学”等，“丛书”作者，跟近年学术新进们一样做了相当艰难的摸索与尝试，以“西学”为参照系，在经籍思想内容、历史意义、文化观念、思维机制的探掘上，尤其是给予现代性的哲学升华上，花了力气，也得到一些收获。     

宋代诗经学研究百年综述

宋代诗经学以义理相尚，呈现出与汉唐义疏完全不同的学术风貌。近百年来，宋代诗经学研究体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即：20世纪上半叶的初步探索、20世纪下半叶以台湾学者为主角的崛起期和新世纪海内外学者互动交流的兴盛期。主要特点是：一、研究程度由浅到深，即开始为附庸于经学史中的简要评述，发展到翔实的诗经学史、名著专门研究乃至综合研究；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即从集体扎堆于朱熹《诗集传》，逐渐覆盖到几乎所有较有价值的宋代诗经学著述；三、研究队伍由台湾学者的一支独秀发展到大陆主盟、港台日本等海外学者百家争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