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培育与中国法治进程

历史表明,西方市民社会的兴起促进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国家兼并社会的一体化社会结构,则为“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中国要走向法治,关键的不是简单的制度构建和体制运作,更不是工具化的依法治理,而是积极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构筑法治的深层社会根基。     

企业兼并的动机及其社会福利理论模型综述

从水平兼并和垂直兼并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企业兼并的动机及其社会福利理论模型研究发展状况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议.     

基于动态规划下最优停时方法的多目标公司兼并次序及时机选择

基于动态规划思想,使用最优停时方法研究了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依次兼并两家目标公司的兼并次序和兼并时机问题。通过假设实现协同效应所需时间服从负指数分布来表征兼并后的整合风险,基于此建立了序贯兼并的最优停时模型,分析了沉没成本分阶段支付对序贯兼并决策的影响,并确定了扩张型序贯兼并的次序选择原则。研究发现,最佳兼并时机随着整合风险的增加而推迟;对于扩张型序贯兼并而言,兼并次序选择取决于沉没成本、谈判能力、企业规模、兼并协同度和整合风险等因素的权衡;分期逐额支付沉没成本能够提高企业的兼并积极性,加速兼并的实施。     

网络效应下顾客分布不均匀的企业兼并研究

基于Salop环形城市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分布不均匀时,多个企业在网络效应环境下横向兼并对企业价格竞争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企业横向兼并的动机以及兼并前后社会福利的变化.结论显示,在网络外部效应环境下,企业普遍具有兼并动机,横向兼并使未兼并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厂商价格竞争行为取决于不同网络外部效应对厂商的影响程度;网络外部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社会福利的变化.     

基于混合三寡头模型的企业跨国竞购行为

构建了混合三寡头的三阶段跨国并购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企业在海外竞购中"恶性竞争"问题,给出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行集及并购使福利提高的范围和条件。研究得出,当国内企业进行跨国竞购时,公有企业总会比私有企业表现更积极,对外国企业的出价更高,这是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使然,也是公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该尽量避免仅有国企参与竞购的局面,要给予国内私有企业与国企一起参与跨国竞购的公平机会,以私企作为标尺和参照,可以抑制国企的过高出价,改善社会福利。     

从雷曼兄弟破产看“华尔的末日”

“随着雷曼的消失,美林被兼并,那种以杠杆作用来牟取暴利的高风险模式显然行不通。”这是美国《财富》杂志主编Shawn Tully面对记者采访所发出的感叹。     

中国古代地主阶级更新论

地主阶级的更新，一直是中国地主阶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的更新是指地主阶级内部阶层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在地主经济制的制约和优胜劣汰竞争法则的支配下，地主阶级个体性的、局部性的和全体性的更新，使地主阶级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一定的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并对其腐朽性具有自我制约，不断克服的运行机制。正是依靠这种，“流水不腐，户枢不　”的运动更新机能，地主阶级才老而不死寿命特长，形成地主阶级对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长期统治。     

中国烟草业面对增强的外国竞争——努力平衡社会关注的问题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

入世步伐的加快为中国庞大的烟划业市场正在进行的改革增加了紧迫感。与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和面对新的市场机遇的前景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内部机制理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众所周知的：实际的生产能力过剩,品牌数量多,但各个品牌的产量相对较小,仍然落后的工艺技术和假烟泛滥的问题。     

价格战引出的资源优化配置:收购与兼并

运用博弈论、需求理论等对价格战成因进行分析和研究，指出价格战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证价格战是一个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是行业成熟的标志，这符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并用经济理论模型证明了价格战的出路之一－－收购与兼并。     

关于校办企业资本运营的思考

较长时间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以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的资本运营,是国有资产保值增植的有效方式,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提高效益的最佳途径。但如何更有效地推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资本运营,则是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家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就国有企业的一支——校办企业的资本运营问题,从观念更新、客观主观条件、采用形式三个主要的方面,简单地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