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系统奇异性分岔过程分析

通过对杜芬（Duffing）方程的分岔与奇异性的研究,利用弱正弦信号扰动下杜芬振子经过足够多的分岔会产生近似白噪声的频谱特性,对杜芬振子的分岔方程和解态频谱进行分析,证明白噪声信号与混沌信号属于同一类信号,本文首次验证了确定系统混沌信号的频谱与噪声随机信号的相似性。     

铀尾矿浸出液对蚕豆(Vicia faba)早期生长的影响

利用室内培养法研究了铀尾矿浸出液对蚕豆(Vicia faba)根尖细胞的微核率、核酸酶活性及对蚕豆种子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铀尾矿浸出液达到一定剂量时均可引起蚕豆根尖细胞微核数增加,微核数随浓度增大而逐渐增多,说明铀尾矿对蚕豆幼苗具有明显的遗传毒性效应;铀尾矿对蚕豆种子的萌发率没有影响;铀尾矿促进幼苗的生长,低浓度比高浓度明显;低浓度铀尾矿浸出液对核酸酶有一定的激活作用,高浓度则抑制.当铀尾矿浸出液浓度逐渐增大时,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图1,表4,参14.     

基于粒子群寻优的汽车自适应巡航预测控制

为进一步提升多目标自适应巡航系统预测控制精度,提出一种基于粒子群寻优的汽车自适应巡航预测控制算法.首先建立一种包含前车加速度扰动的自适应巡航系统车间纵向运动学模型,并对其线性离散化;其次综合车距误差、相对车速、自车加速度和冲击度,设计二次型多目标优化性能指标函数和多参数约束条件,构建自适应巡航预测控制优化命题;最后为便于问题求解,将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推导转化为以预测控制增量为优化变量的规范形式,并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自适应巡航预测控制的最优控制律.通过Matlab/Simulink多工况仿真结果表明,粒子群算法求解的最优控制律能够控制自车保持更好的跟踪性和自适应性.      

超宽带电磁散射的时间步进法

采用时间步进法对飞机的基本构成部件(球、圆柱、薄板)的超宽带电磁散射问题进行了研究。导出了磁场积分方程数值计算公式,所得时域散射远场与实测或其它方法计算结果相比,吻合较好。本方法与时域有限差分法(FDTD)相比,无须设置吸收边界条件,适于成像数据的提取,运算简便。与频域方法相比,它可解决超宽带电磁散射预测问题。     

三维机织几何结构的数值表征

推荐一种利用一组数值型参数来定量表征三维机织几何结构的方法。在给定的几何约束和加工约束条件下，由4种纱线系统组成的三雏机织几何结构可用9个结构参数予以数值表征。根据贯穿或分层的角联接结和正交接结的几何特征，分别建立了与之对应的结构参数以及参数间的联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于角联接结的三维机织几何结构，9个结构参数中仅有4个是独立的；而对于正交接结的三维机织几何结构，独立的结构参数为5个。一旦确定了独立的结构参数，三维机织几何结构就能被确定；反之，只要织物几何结构已知，则与之相对应的结构参数也就确定了。这里所推荐的数值表征方法可用于三维机织几何结构的设计，如根据三维机织复合材料的性能要求确定各取向纤维的分布等，从而为建立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三维机织结构几何模型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为三雏机织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设计提供了统一的设计平台。     

FHA粉末的制备及相结构和热稳定性

采用沉淀-煅烧法制备F掺杂的FHA(Ca10(PO4)6(OH)2-2xF2x,0≤x≤1)粉末.通过X线衍射(XRD)、热重分析(TG)研究反应物浓度、F掺杂量和煅烧温度等制备工艺参数对粉末的物相组成、晶格点阵参数、晶胞体积和密度以及高温热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反应物F-的浓度为0.5 mol/L时,产物为纯FHA;当F-浓度增大至1.0 mol/L时,煅烧后产物中有明显的CaF2相;当热处理温度为70～1 250℃时,随温度升高,F0.75HA晶胞体积呈线性增加,密度线性减小;随F含量增加,FHA晶体中a轴点阵参数呈非线性减小;F掺杂能够提高FHA的高温热稳定性,当x≥0.5时,FHA粉末在1 250℃时不分解.     

类镁离子的能级和振子强度的相对论多组态计算

利用全相对论性多组态Dirac-Fock扩展能级(MCDF-AL)方法系统地计算了类镁离子3s2 1S0-3s3p 3P1(Z=15-54)跃迁的能级间隔和振子强度,计算中考虑了重要的核的有限体积效应,Breit修正和QED修正,所得结果和最近的实验数据及理论计算值进行了比较.     

利用寡核苷酸芯片进行拟南芥SO2胁迫基因表达谱分析

运用拟南芥寡核苷酸芯片ATH1,分析SO2胁迫对拟南芥基因表达谱的影响.在22 810个探针中共检出30 mg*m-3SO2胁迫组与对照组间表达改变1倍以上的基因494个,其中上调220个,下调表达274个,主要涉及与细胞代谢(189个)、结合(177个)、转录调控(74个)、结构分子(55个)、信号转导(53个)、物质运输(39个)等功能相关的基因.胁迫组中与细胞防御相关的基因,包括防御酶基因、病程相关蛋白PRs和细胞壁防御相关基因等表达上调.结果表明,SO2胁迫时植物细胞能够通过对基因转录的调控,从分子水平上改变细胞的生理过程,提高植株对逆境的适应性.     

Al-Mg-(Si)-(Sc)-(Zr)合金时效初期微结构演化的模拟研究

运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模拟了加入微合金元素Si,Sc和Zr的Al-Mg合金时效初期微结构的演化过程,分析了微结构演化过程中溶质原子偏聚的特征及其与空位的相互作用;对Si,Sc和Zi与空位复合体的尺寸及空位周围原子的概率分布进行讨论,揭示了空位作用的机理.     

谈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

近年来,生物学快速发展,相关文献浩如烟海,新生术语层出不穷。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拓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主要是中英文)对照研究也越发显得重要。“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不仅成为生物学术语产生的旺盛源泉,而且也对生物学术语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信”“达”“雅”的中外文术语互译,对于生物学学术交流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生物学术语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外文对照研究亟需加强。一方面,在科学研究或学术交流实践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形式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通译或应用,给术语的正确理解或使用造成了困难,也影响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例如,国内一些研究生聆听美国教授的《数量遗传学》学术报告,在听到关于covariance的算法时,不少学生感到疑惑,以为从未接触过这个术语。后来得知,这一术语在国内大学本科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生物统计学》中均有介绍,只不过称之为“协方差”而已。事实上,在中外文生物学术语应用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类似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释义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术语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一些过去翻译比较混乱的名词,例如motif和consensus sequence,都得到了较好的翻译或定名^[1-2],然而,迄今仍有一些分子生物学外文术语未能很好地互译。譬如,微生物学术语prion通常译作“朊病毒”,但也有学者建议将其译为“感染性蛋白质”“感染蛋白”“感染朊”“染朊子”“蛋白侵染子”“毒蛋白”“朊”“普朊”“普利昂”或“普力安”等。又如,生物化学术语molecular chaperone通常被译作“分子伴侣”,但是也有学者认为,molecular chaperone只是辅助蛋白质的折叠、组装,并不参与蛋白质的功能执行,犹如将新娘送入洞房后即离开的伴娘一样,并不参与最终过程,因此主张将molecular chaperone译作“分子伴娘”^[3]。再如,有学者认为,exon和intron分别译为“外元”和“内元”要比译为“外显子”和“内含子”妥帖,主要原因是exon并非都“显”(编码氨基酸),intron也并非都“含而不显”^[4]。再如生物工程术语extractive fermentation通常是指与产物分离相耦合的发酵技术,即在发酵过程中或特定发酵阶段在线(原位)提取产物的发酵技术,有学者将其译作“萃取发酵”,也有学者将其译作“发酵-分离耦合过程”,还有学者将其译作“耦合发酵”。笔者认为,“萃取发酵”易使人误解为单纯采用萃取技术分离产物的发酵技术(事实上,extractive fermentation既可能采用溶剂萃取技术分离产物,也可能采用CO₂超临界萃取技术、膜技术或离子交换技术等分离产物);“发酵-分离耦合过程”未能凸显extractive fermentation属于发酵技术的本质,并且略显冗繁;“耦合发酵”则未能准确表现extractive一词的含义。因此,笔者以为,将extractive fermentation译作“提取式发酵”似乎更为妥当。此外,ortholog、paralog、gene ontology、bootstrap等,也尚缺乏公认或统一的中文对照术语。由此可见,外文生物学术语的中文对照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其三,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中文生物学术语也迫切需要加强外文对照研究。譬如,有的辞书将“牙车(床)”译为dental bed,易使人误解为“牙科使用的床”,而译为dental alveoli或alveoli dentales(牙槽)更妥当一些。^[5]又如,将“真牙”译为wisdom tooth要比dermal tooth更为贴切。^[6]中医药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关系到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应当予以重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后应当继续加强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首先,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牵头,以《中国科技术语》等刊物及其网站为交流平台,广大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推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对于拿不准或者有争议的术语,可借助上述媒体,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公开征求中外文对照译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一旦确定之后,应当积极在国内乃至世界华语圈中公布、协调和推广。其次,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互译研究中,应当集思广益、文理并举、多学科合作,既要发挥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的主力军作用,又要重视汉语、外语、化学等专业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再次,应当鼓励在适当场合推广使用中外文对照的生物学术语。这样不仅有利于避免类似“协方差”尴尬状况的出现,推进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繁荣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民族语言健康、传承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7-8]。最后,鉴于高校在生物学术语研究、传播与应用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加强高校生物学教学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并将其列为重要教学目标之一。从教材选编到作业练习,从课堂教学到科研实践(实习),都应当关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适当设计了一些中外文术语互译的题目,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推崇。也有一些高校开始在本科教育中实施双语教学甚至全面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关于全面使用外文教材的利弊得失,笔者无权置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有利于科技发展与学术交流,忽视中文术语或外文术语研究都不利于中国生物学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