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关于学界和学术研究的论述

任鸿隽(1886-1961)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开路先锋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先知先驱,也是一位睿思的科学人(man of science).任鸿隽对学术界和学术研究向来十分注重和关心,本文阐释他这方面几段论述的理路.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     

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

本文介绍和评论了莱伊、列宁以及作者本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判学派”－－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其代表人物是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的研究概况和主要见解，以期引起学术同行的关注和深入探究。     

彭加勒的数学哲学思想

昂利·彭加勒(Henri Poinaré,1854—1912)是一位“无比伦比的数学家、敏锐的物理学家和思想深刻的哲学家”(G.达布的评价)。M.克莱因在谈到这位法国科学家的数学成就和影响时说:“彭加勒被认为是19世纪最后1/4和本世纪初期的领袖数学家,并且是对数学和它的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的确,彭加勒在函数论、代数拓扑学、阿贝尔函数和代数几何学、数论、代数学、微分方程、非欧几何、渐近级数、概率论等数学分支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当代数学的不少领域都溯源于他。不仅如此,他对数学基础和数学哲学问题也兴味盎然,发表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评介。     

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在洛阳召开

1984年4月22日至26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故都洛阳召开了“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来自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四十余名科学家和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九位科学家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介绍了现代物理学前沿的最新进展,分析了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趋势,探索了其中的哲学问题。会议还分小组就某些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普遍反映,座谈会使人打开了眼界,触动了思想,获益匪浅。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郝柏林作了题为《确定论、概率论和有限性——浑沌现象的哲     

奥斯特瓦尔德:科学家、思想家、实践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Friedrich Wilhelm Ostwald,1853—1932)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是物理化学的奠基者和代言人,是20世纪起主导作用的颜色学的研究者之一,曾荣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他就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天才、科学组织、一般文化问题、能源、公共教育、人道主义、战争与和平、国际主义、世界语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诱人的见解和行动方案。他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综合者、阐释者和科学观念的改     

哲人科学家眼中的科学理论的认知结构

本文在澄清“科学理论的认知结构”一语含义的基础上,讨论了哲人科学家眼中的科学理论的两种认知结构——经验归纳认知结构和假设演绎认知结构,着重论述了对后者中的基本假设的认知问题。     

客观性是科学的特采

客观性是科学的特采,而科学的客观性有三个维度——对象的客观性、方法的客观性和评价的客观性。在肯定科学具有和达到客观认识的可能性之后,从七个方面为科学客观性做了辩护。     

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卡尔·皮尔逊如是说

 卡尔·皮尔逊(KarlPearson, 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统计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应用数学家, 又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伦理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优生学家、弹性和工程问题专家、头骨测量学家, 也是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律师、自由思想者、教育改革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解放的鼓吹者、婚姻和性问题的研究者, 亦是受欢迎的教师、编辑、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的作者。一句话, 他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活跃的哲人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二）：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水准——从《自然辩证法通讯》个案看

1991年,我曾经应台北《中国论坛》之邀,撰写专文“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大陆科学哲学”（发表在该刊第23期,1992年9月,第12—20页）。后来在收入我的论文集《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时,这篇文章被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更名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内地科学哲学”。在该文中,我从专业刊物、翻译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科学哲学十余年间（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再生（与五四的传统和余韵对接）、发展、繁荣的历史轨迹。尽管拙作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毕竟也能察觉到已逝岁月的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