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阿凡达》与卡梅隆的“人类学想像”

文章论述了3D影片《阿凡达》全面呈现的＂人类学想像＂景观。     

为什么说“玉文化先统一中国”——从大传统看华夏文明发生

大传统新视野为探寻华夏文明独特性找到重要线索.在距今4 000年之际的文明国家形成期,中原地区金属生产尚处于萌芽状态,与华夏社会共生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自早于金属生产的玉礼器生产,附属于史前宗教祭祀仪式,形成一整套玉教神话观,并通过长期的文化传播逐渐构成中华认同的精神基础,在观念形态上统一了中国多数地区,这要比秦始皇用武力获取的行政版图的统一,早两千年.     

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四重证据法再释“轩辕”与“有熊”

轩辕，为星宿名，蜿蜒如龙如车，喻指通天的神车，玉璜是通天的虹桥，熊为天熊，通天的神话动物，即天与地、阴与阳之间二元对立的调解者、中介者的形象。在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背后，共有三种作为天地之间中介物的象征存在，即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天熊（有熊）。前二者作为神话想象的运载工具，有着互为象征的对应性：玉璜的形制中有一种雕刻出双龙首（有时则为一龙首）的原型形象，故为龙璜或龙形璜；轩辕神车为龙驾之车，上天入地。所谓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成为将三种神话名号统一在一个神话情节中的最佳实例。璜为龙形天桥，轩辕为龙驾之天车。有熊为升降于天地之间之天熊。对于黄帝之多种名号的这种三合一式贯通阐释，能够顺理成章，调和三者间的符码矛盾和语义对立，达成统一的神话理解。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论证优势，对此做出多方面的证明，将是找回并有效解读有关华夏人文初祖的文化记忆的一条途径。     

中国文化的编码与解码自觉——序《中国灯谜年鉴》

从文化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角度研究谜语（灯谜）活动,将其视为图像之谜和文字之谜以后出现的三级编码.谜语创作和解谜,体现着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自觉意识,对于重新解释文字记述小传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谜语的出现,要上溯到一级至二级编码.从解画谜到解字谜,再到解谜语,谜面和谜底之间的隐喻思维贯穿着大小传统的全过程.汉字作为象形字,本身包含着形音义的编码关系.从训诂学家的《尔雅》《说文解字》,到民间流传不衰的测字术,无不植根于这类符号解谜的活动.宇宙之间最大的谜是“天命”,从观风水到辨别玉石,从佩戴玉礼器到甲骨占卜和算卦看相,华夏早期知识人完全沉浸在解码天命或神意的现实需求中.藉此打通的视野,可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化文本的多元编码.     

《宝岛诸神——台湾的神话历史古层》导言

文章对编撰《宝岛诸神——台湾的神话历史古层》的缘由，撰写的过程、框架、内容进行了说明，并列举了参考书目和延伸阅读。     

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是文学学科中最具开放性的一门学科,而人类学则是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真正能够全面体现出开放性特色的一个学科领域。文章通过对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梳理,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表明二者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文化大传统研究及其意义

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区分概念,带有明显的现代性和精英主义价值色彩,需要给予后现代和后殖民立场的批判和改造。以符号媒介产生的年代为尺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记录的书面传统视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这样的重新界定有助于学者走出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本中心主义束缚,打破＂文明/原始＂的二元对立窠臼,充分利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给出的新知识,重建具有深度的整体文化观。通过大传统的再发现,去认识文字小传统的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