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风词论辑补

况周颐的词集除《蕙风词》之外有总集两种、别集十一种,其词集自序、论词之词、词之题序与自注,蕴含丰富的词学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辑补况周颐词集之词论文献,对其词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不无裨益。     

论秦观的词学思想

本文从词学思想的角度，对秦词的创作实践进行了全面观照，论述了秦观既坚持词的本色传统，又有所创新发展的创作特色。这一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坚持了词的音律特征；（二）开始以创作的严肃性和思想性转变传统的香艳主题；（三）在艺术表现上体现出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以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浅析"以词论人"

简单机械地“以词论人”,就无法解释普遍存在的“词”、“人”相悖的现象。而关键在于,首先,应注意词产生时代的特殊性和文体功能的特殊性;其次,决不能把这里的“人”仅仅理解为词人的生活个性,而应当着重理解为词人的创作个性,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两种个性形成不仅是有联系的,而且是可变的和复杂的。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和阐述“以词论人”。     

论王船山咏物词的艺术表现

船山词以嗣响离骚、忠爱缠绵的词情崛起于风起云涌的明末词坛,况周颐以＂含婀娜于刚健＂评价船山词的艺术表现。文章以船山的咏物词为例,分析其接近《离骚》＂芳草美人＂传统的寓刚健之情于婀娜多姿的艺术表现。     

况周颐的三种“蕙风”词：版本、编撰、选词

“蕙风”是况周颐习用的号,且多次作为词集名。从1895至1925年,况周颐以“蕙风”为名的词集有三种：词别集《蕙风词》、词总集《蕙风琴趣》、《蕙风词》,分别收词20首、101首、123首。其中刊印于1925年的词总集《蕙风词》,由况周颐生前删定,影响最大、最广为人知。拟从文献方面探究况周颐的三种“蕙风”词的版本情况、编撰特点、所选词目,以供研究者参考。     

以诗为词自是一家—论苏轼的词风

苏轼是词坛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词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二是自是一家,开创了豪放一派。这种词学观念无疑具有开放的革新的意识,把词从艳科小道的品质和地位提高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豪放与婉约并存,为词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花间集叙》与词体侧艳品格的确立

赵崇祚的《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从理论上对温庭筠以来的绮靡词给与了认同和张扬。因此,不仅欧阳炯的序是中国最早的词论专文,他在序中阐述的词学审美标准,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词学批评标准。《花间集叙》中的“词为艳科”的理论的形成和对词情的侧艳的审美评价,是对儒家诗教理论的一种突破,但它立足于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及对词的侧艳品格所作出的片面的强调,又把词的价值功能狭隘化,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极盛中的衰颓--论清真词的艺术生命

清真词创造了词在语言、章法、声律等技巧上的极度繁盛，但这种赋化的倾向也导致了清真词艺术生命的衰颓。清真词题材单一，反映出北宋末期士风的衰颓，情感纤弱、造作，缺乏感染力，过于讲究技巧、密集用典形成阅读障碍，气韵滞重，以致盛极而衰。     

论徐灿词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徐灿词是继易安词之后又一女性词的高峰,表现出异于以往女性词的某些特质。其词在主题内容上突破了以往女性词的闺门情思的局限,艺术风格上表现为＂尽洗铅华＂、＂绝去纤佻之习＂和词境深广、词意深隐等特征。这种词风的形成是由词人的词学观念、所处时代以及自身身世所决定的。其词风经历了一个转变的发展过程,且与时代大环境下文风的转变包括女性文风的转变相一致。     

具有纯艺术精神的齐梁诗歌——论齐梁诗对诗歌发展的开拓

齐梁两代文学紧密相承，所以历来把齐梁两代文学视为一体。齐梁诗歌一向遭受批评，被认为是“华艳”、“轻靡”、“唯美主义”诗风的代表，虽近年来这种简单化的弊病有所纠正，但对齐梁诗风进行深入剖析的并不多。齐梁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纯艺术的精神对后代影响较大。本文试从诗歌创作理论、诗歌题材及诗歌表现方法等几方面论述齐梁诗对诗歌发展的开拓。     

党的作风建设机制刍论

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影响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涉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立党兴国的需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管齐下，必须以加强机制建设为重点，为保障。     

论《文心雕龙·通变》中之“九代”

《文心雕龙.通变》篇中关于＂九代＂的论说,各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为中心,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和《通变》篇的主旨出发,对几个有争议的朝代（楚、汉、刘宋）的文学特点分别进行论述。无论从题材亦或手法,秦汉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刘宋文学则多不符合刘勰的＂宗经六义＂的特点。通过较为详细的论说,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的＂九代＂为黄、唐、虞、夏、商、周、楚汉、魏、晋。     

柏桦的二元向度抒情策略——以《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为例

柏桦的抒情诗，在技巧上注重象征、暗示、兴的融合，在节奏上注重矜持、保守、软弱、温和的“慢节奏”，在时空上注重对比、转折，在句式上注重切分句、肯定否定交织的回旋，以通感的方式展示内心挣扎的“客观化”过程。从等待的痛苦，对过去和现在的疑惑，以及暗示结果的疑问来展示“戏剧性冲突”后平和的沉思来组成“戏剧性结构”。意象上追求形象、声音、色彩从“重”到“轻”的转换，在矛盾的推进中达到情、理、智的结合。     

作为实践理性思维的艺术认识——论黑格尔美学艺术认识范畴的实践性内涵

人们一般认为,黑格尔美学体系中的艺术认识是纯粹的认识活动,它把实践活动看成了理性认识自我的中介环节。其实,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艺术认识本身就是实践理性思维,它是艺术主体作为绝对理性主体的自我意志立法活动。     

道教方术与唐代士大夫的政治斗争

道教方术在唐代相当盛行,上至皇帝士大夫,下到普通民众多热衷于从事道教方术活动。事实上,唐代诸次政治斗争都潜藏了道教方术与士大夫的隐秘联系,唐代士大夫或利用道教方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或借助道教方术争权逐利,攻击政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风格新探

经过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们探索和努力,1936—1937年间该派形成了以“亲切的纯诗和隽永的象征”为代表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蕴籍而淡远的朦胧美、通感和奇想为主的意象组合、音乐感和散文化等三个方面。     

批评“对等翻译”新解奈达理论——评“对等翻译”理论中的“对等”是“基本相同”或“基本对等”

中国主流派译论家将equivalent误读和误译成“对等”、“等值”、“等效”、“对等语”,把奈达翻译理论误读成“对等论”、“等值论”、“等效论”,认为“对等论”、“等值论”、“等效论”中的“对等”或“等”是“基本相同”或“基本对等”。然而“对等翻译”中的“对等”是汉语,其词义不是“基本相同”,也不是“基本对等”,而是“等同”、“相等”、“对等”。国内不少学者认为翻译不可能对等,由此也证明了“对等论”中的“对等”不是基本相同或基本对等,证实了中国主流派翻译理论家误读和误译了奈达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