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法治化发展现状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自2001年“非典”以来,在我国兴起“问责风暴”的热潮,为明确行政职责,各地纷纷建立相关问责制度。纵观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治化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然而,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在法治化发展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当前的立法实践,及法治化发展的现状作简要分析。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路径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践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国行政问责缺少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这就导致了实践中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程序混乱等问题。因此，健全和完善问责的法律制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实现行政问责的法制化，是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中亟待反思的几个关键问题

分析总结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问责主体的实质性"缺位",问责内容的异化,问责类型的交互替代或混淆,问责标准缺乏客观、公正性,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缺失。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路径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践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国行政问责缺少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这就导致了实践中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程序混乱等问题。因此,健全和完善问责的法律制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实现行政问责的法制化,是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析上海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制度的探索和启示

环境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应当对环境负责,为此各国法律均规定了政府的环境责任。2006年2月20日,监察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我国首个环境问责规定。然而由于环境保护责任的缺失以及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环境问责的有关规定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已进入环境污染高发期,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全国掀起了"环境保护行政问责"风暴。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问责主要是风暴式的,随意性较大,势必出现问责结果的不公。本文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目前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制度中的问题,以及上海在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实践中的一些启示。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研究

2003年在大陆地区以＂SARS＂为导火索、以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被问责,触动了官员和公众的神经,标志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诞生。近年来,我国自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尤其是2008年的问责风暴,堪称是＂问责年＂。一时间＂行政问责＂这四个字已成为新闻媒体和各大报刊杂志的焦点和热点。行政问责制度已成为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任何一项制度,都要经过产生、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都要历经实践的检验。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经过9年的实践和发展,正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行政问责制度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虽然发展快,但是起步较晚,正处于长期的探索阶段,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这其中暴露的各种问题足以应该引起重视。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政府职权划分模糊;政府信息公开有限;问责法制程序不完善,范围和对象不明确;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环节薄弱;公共行政文化缺失,因此要严格划分权责界限;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问责程序,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增强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加快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等,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落实到实处.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行政问责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分。中国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滞后，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就需要充分发挥多元异体问责的作用，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     

当前我国问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的问责制度自2003年全面进入公众视野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2011年，问责制度又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纵观近几年的问责案例表明，现有的问责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实际操作性不强，文章基于对问责制度缺陷的思考，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对策分析。     

漫谈问责制与“带病复出”

问责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然而，我国官员在实施问责制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问责主体和客体不清，问责标准和程序不规范，问责文化相对落后，官员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强，官员问责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责制度本身不严密，导致了我国众多问责官员“带病复出”。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行政问责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分。中国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滞后,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就需要充分发挥多元异体问责的作用,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     

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及其构建

引言 行政问责制度在西方由来已久,美国著名的“水门事件”当属一例。中国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制始于“非典”时期,一些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因防治不力或隐瞒疫情等原因而引咎辞职。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行政问责制的规章。     

中国煤矿矿难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其对策

当前地方政府在煤矿矿难中的责任问题主要有:行政审批不严格、行政服务不到位、行政监管不得力、行政处罚不严厉等。针对这些问题,从煤矿矿难行政问责的实施要点、政策选择、制度配套、监督措施、法规建设等方面探讨煤矿矿难行政问责的实施问题。     

浅谈云南省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的启示

云南省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的实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云南省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的介绍和综合分析,将重点放在行政问责制度上,从中寻找到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并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相关思考。     

安全责任事故管理中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其分析

在行政体制改革历经三十年后的今天,政府角色有了明确的定位：“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也是一种服务型政府,中国长期以来在责任政府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化、法律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法学界对行政问责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本文试从安全责任事故管理的角度谈行政问责的现状,在对实践归纳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安全责任事故管理中问责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完善制的建议。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困境研究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我国1982年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行政领导决策制度。保证行政首长更好地行使职权,在个人决策失误或造成重大不良后果时追究其责任,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从行政首长问责制的责任主体困境、问责范围困境、问责的程序困境、问责的文化困境以及问责的配套制度困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我国行政问责发展创新探究

行政问责制度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一种产物,对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发展也日益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本文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创新进行具体探究。     

浅谈云南省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的启示

云南省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的实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云南省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的介绍和综合分析,将重点放在行政问责制度上,从中寻找到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并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相关思考。     

我国被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问题研究

在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一些因失职、渎职而被问责的官员却在极短时间复出,这引发了公众的普遍质疑,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威信。建议找出官员复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刻分析其消极影响及原因,并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构建责任意识主导的行政文化、制定被问责官员复出的专门法律、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这是解决当前我国官员复出失范现象的必由之路,更是巩固十八大以来反腐成果的关键环节。     

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本文将从行政问责制的目的、功能、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相关法律分别对行政问责制逐一进行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