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会贯通 辨异求新——《朱熹教育思想研究》评述

《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是我校青年学者韩钟文的一部“海内学者多有赞誉”的力著,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获得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见《光明日报》1989年10月4日)该书洋洋大观,全书四十余万字,广收博引,议论纵横,既通古今、融中西,又掘精华、立新意,在科研方法上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融会贯通、辨异求新的新路子。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以“提要钩玄,发微阐幽”八字高度评价了此书,毛礼锐教授也以“昔贤今彦,交相辉映”来表达自己对此书叹美的心情。(见《朱熹教育思想研究》“张岱年序”和“毛礼锐序”)在对朱熹教育思想进行全面探究中,《朱熹教育思想研究》(以下简称为《研究》)的最大特色就是集教育与哲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等为一体,融会贯     

论朱熹《太极图说解》的两种五行次序

朱熹的《太极图说解》,以“质而语其生之序”“气而语其行之序”阐释周敦颐《太极图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的五行次序。朱子后学对此多有不同解释。现代学者的解释皆未能越出叶采之说,然叶采亦未理解朱熹两种五行次序的义理结构。朱熹阐释阴阳五行循环错综的义理时,始终将太极置于本源之理的绝对性地位,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之所以然是由于太极生生之理。通过对《太极图》图像及《太极图解》义理的分析,两种五行次序的义理结构和内涵可以得到更加直观、更加深刻的展现。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姜乡话姜

＂姜云能损心,此谤谁与雪？请论去秽功,神明看朝彻。＂这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生姜＂昭雪＂的《子姜》诗。意为：只对姜味之损心、形之丑陋做评论,而对姜贯通于全身的“神明”功效“谁予”评论呢!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论朱熹的童蒙教育思想

朱熹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教育家,在他五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亲自编著了大量书籍,其中用于儿童启蒙教材的主要有《小学》、《童蒙须知》和《训蒙绝句》,形成了一套童蒙教育思想体系,即以学“眼前事”为主的教学内容、培养自觉自律的行为习惯的教育过程、贯彻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     

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是我国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建立了十分完整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明天理,灭人欲”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指称的“人欲”亦即人之“私欲”。为了达到“存理灭欲”的目的,朱熹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给我们当代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德育教育以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诗经》学误读二题

孔子论《诗》、子夏《诗序》和郑笺在诠释“风雅颂”之“颂”时,均立足于盛德;《诗序》以“美盛德之形容”释之,郑玄径释之为“容”,并将其意义界定为德行广大崇高,至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后代的学者愈来愈倾向于离开盛德这一基本点,把《诗序》、郑笺所说的“形容”或“容”理解为舞容,严重误解了先儒的本意,模糊了先秦至汉代《诗经》学对帝王德行的高标准、高要求,也模糊了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特质。“风雅颂”再加“赋比兴”被称为六义,为历代《诗经》学的核心范畴。今人在诠释赋比兴时,喜欢称引朱熹《诗集传》的说法,但往往以为朱熹把比解释为修辞学中的比喻。实际上,朱熹《诗经》学中比并非修辞层面上的比喻,而是更高一层的“作诗之法度”;被人们称为比喻的篇章,《诗集传》往往释之为赋。     

试论朱熹的教学法思想

朱熹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在近五十年之久的著述讲学生涯中,形成了他独特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其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关于他对教学方法的论述。 朱熹认为“教有成法”。他说:“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认学。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他讲学时十分注意吸取前人教学经验,同时又不断地积累和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从而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教学思想宝库。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思想研究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办学过程中,认真总结了自己长期教育实践经验,花费很大精力,自拟《白鹿洞书院教规》,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和国内外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朱熹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之会”又是南宋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朱熹虚怀若谷、文人相亲的大家风范,也弘扬了百家争鸣、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     

《朱熹文学思想论》序

《朱熹文学思想论》序张立文１９８７年秋，厦门大学召开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吾有幸与会，结识吴长庚先生，相叙甚欢。１９９０年，我们再次相逢于纪念朱熹诞辰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以他的专著《朱熹文学思想论》的油印打字稿相赠。我觉得就朱熹思想进行微观的...     

论《九章》篇次

《九章》是屈原一组诗篇的总题,朱熹说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之言”(《楚辞集注·〈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证之各篇所写的地点和内容,此言得之。这就纠正了王逸“屈原放于江南之野”,“复作《九章》”(《楚辞章句·〈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之说。惜朱熹虽正确知其“非必一时之言”,却未予进一步探求其言之先后,仍本王逸《楚辞章句》所列的《九章》篇次,作: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思想基础是道家思想,从宗炳的“含道映物”到郭熙的“林泉之志”,道家精神始终贯穿其中.通过阐释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代表作《画山水序》、《林泉高致》中道家思想的体现,可以发现,正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理论与批评的丰富多彩.     

陶行知在香港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人,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倡“生活即教育”,力主教育为“抗战”服务.1938年底、1939年初两次到香港,宣传抗战、创办中华业余学校,还结合抗战救亡写了不少诗歌。惜乎《中国现代教育史》、《简明中国教育史》有关教育家陶行知的章节以及报刊上缅怀陶行知先生的文章只字没有提及;近读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小思)女士寄给我的她所著的《香港文纵》有《陶行知在香港》一篇,较详细地述说了陶先生在香港一段时间的文化教育活动.现撮要如下,以资更好地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1936年夏天,“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在     

从张荫麟问题看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格物致知”是朱熹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历来研究者们对之训解颇多。上世纪30年代,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评论中,从为学方法论角度,质疑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思想之合理性。而实则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本身是与其理学本体论相呼应的,其所要格之“物”主要是“日用问应事处”,即是人伦日用之事物;致知之“知”主要是对“至善”之所在的认识,即是明乎先天已存在于己的儒家的道德之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工夫最终所要达到目标仍是为人寻到先天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准则。从而认识论工夫与修养工夫两者在目标上是统一的。     

孙奇逢光大朱熹《易》学思想精华的几个方面

《读易大旨》代表了孙奇逢《易》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孙奇逢的《易》学思想,从“《易》本模写天地而作”,“《易》模写天地间事理”,“无卜筮而知吉凶”三个方面与朱熹《易》思想相通,有传承,也有超迈。     

教学模式探讨

(一) 教学是有一定的模式的。我国古代的伟大教育家孔子就曾对这个问题作过一定的论述,有人把他这方面的主张概括为“学、思、行”①。《中庸》把学的过程概括为一个完整的公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宋代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把这个公式定为“学之序”②。在西方,古罗马昆体良(Quintilianus,M·F·,35—96)     

《大学》在王阳明思想中的架构

从前期《大学古本原序》与《大学古本旁释》的“诚意”之教，到后期《大学古本序》与《大学问》倡导的“致良知”说，王阳明的大学思想是由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其间，既括了王阳明恢复《古本大学》并推崇其为达到“万物一体”的道德境界的“大人之学”的努力，也包括了王阳明对《大学》思想内容的重解，以服从其心学体系的需要。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生活教育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读陶行知文集随想

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五十年代初,我国思想战线上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时,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其中有人认为陶行知一生搞“教育救国”,这个“教育救国”,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而非爱国主义的。在“文革”结束后的陶行知教育思想再研究中,人们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笔者最近学习陶行知的部分论著,联系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过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陶行知富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及国家的民主、独立、兴旺发达。他不愧是一位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