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分类要适应医学发展

摘要 近些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医学更是十分活跃的领域,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医学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使新的、交叉和边缘学科不断出现。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又会进一步加速学科发展。现行的学科分类不能如实记录和反映医学发展的现状。
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现名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1993年7月1日施行的“学科分类与编码”的国家标准,从酝酿、起草到成文发布,距今已有近10年的时间。这期间,正值“知识爆炸”、“信息爆炸”,各种知识、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人类近30年积累的科学知识,占人类两千多年来所有知识积累总和的90%。近30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有学者考证,整个科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分化出2910个单一学科,而在短短的近100年间,交叉学科涌现了2581个。目前,单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总数约有5491个,交叉学科已经占了总数的46.58%。交叉学科的发展令人惊讶,发人深思。医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态,现行的学科分类,沿用传统的观念,分类较为机械,给学科发展留有的空间不大,明显地看出它已不能及时记录和如实反映当今医学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医学科学的发展,对学科分类的修订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医学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医学发展。当今的医学模式,已经从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综合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直接影响和迅速渗透到医学的各个学科领域。从单一因素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从人们的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多因素、多方面去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更为全面、切合实际地预防和治疗疾病,维护人类健康,提高了人类认识自己的水平和寻找威胁人类自己身心健康因素的能力,为我们探索人类自身拓宽了空间和思路。这是人类对自身健康认识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促进了医学的全面发展。新医学模式被人们接受并迅速得以应用,使与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发生过程密切相关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心理、行为和社会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形成了更全面、综合的医学新观念和健康新理念,医疗、科研、预防和保健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医学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新学科涌现。从地理、经济、环境、行为、心理及社会等多因素,探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找出有效干预措施和预防疾病的手段,促使了多学科的协作和不同学科的融合,新的、交叉和边缘学科应运而生,不断涌现,从而带动了多学科、跨行业的合作,共同研究人类健康问题。从外科临床治疗的效果出发,对危重病人的生命支持是医疗的重点,要求医生必需掌握大量的内科知识与外科知识,合理运用内科学、免疫学、细菌学、药物学等学科的知识,对危重病人进行综合治疗,因此出现了“危重外科学”。近些年来,分子生物学在医学领域迅猛发展,给基础医学研究和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使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推动了医学的深入发展,是医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断、治疗的一场革命,由此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学科,如分子肿瘤学、分子流行病学等。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和发展,为人类从分子水平研究和认识生命现象和疾病本质提供了条件。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打破了学科界限,将生物学研究推向分子水平,使各个领域在分子水平上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用大家都懂的“共同语言”把各学科紧密地联系起来。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进步改变了医学研究的格局和观念,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分子水平,分子病、基因病、构象病和信息病等概念相继提出。由于泌尿外科学的发展,男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随着内涵的不断扩大,烧伤外科学如今称之为创伤外科学;肿瘤外科学、危重外科学也是随着近些年临床医学对疾病的分类应运而生。目前,周围神经以及骨髓都与骨科疾病有关,周围神经分类划在神经外科学已显不妥,应为骨科学的一部分,因此,国内外出现了“骨神经外科学”。急救医学的概念已不能适应目前的现状要求,急诊医学取而代之;社区医疗服务的发展,出现了全科医学,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共同发展的趋势。医学伦理学是近年来在医学、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人类、伦理、法学等学科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发展的速度也很快。许多国家已经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涉及人体医学研究的审查的决定性步骤。1998年11月,我国卫生部宣告成立了“卫生部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把伦理学审查作为我国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必需的程序。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已经揭示了中医虚症的本质等许多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本质都是细胞内基因诱生性表达产生的细胞因子,现代医学新知识应用于中西医结合研究,开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生命科学世纪,新学科将有大发展。科学界公认,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作为生命科学的世纪,脑科学将成为十分重要的重点学科。脑科学在新的医学模式中,是衔接生物与心理、社会的重要中介性桥梁,是认识人脑,进一步了解人类以及改善人脑的重要的基础科学。各国都在加强对人脑的研究。有学者肯定地说,21世纪对脑的研究将在生命科学中处于发展的前沿。脑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生命科学中医学研究所攻克的最后堡垒。神经系统是人体最复杂的系统,表达的基因数量最多,细胞数量及种类最多,其发育过程甚为复杂。作为神经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体最复杂的器官,脑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所起的作用是世间任何事物所不可替代的。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组草图的公布,标志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已逐步进入“基因组医学”时代。人们将在破译“天书”之后逐步揭开人类生、长、育、老、病、亡及进化和脑功能的奥秘,并推动21世纪的生物医学和制药工业的前进。生命科学的21世纪中,分子医学将成为主导,这是全世界不容置疑的共识。医学分子生物学的未来发展必将更紧密地与其他学科如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理论医学等相结合,实现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整体水平的整合,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组织工程是应用细胞生物学和工程学原理,研究和开发修复、改善损伤组织结构和功能的生物替代物的一门科学,是继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之后,生命科学发展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老鼠的背上长出人的耳郭,标志着医学将走出器官移植的范畴,步入制造组织和器官的新时代。组织工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将是21世纪具有巨大潜力的高技术产业,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成为21世纪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焦点之一。从以上医学科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几个侧面,反映出医学科学发展确有超前于现行学科分类的地方,学科分类应适时地予以修订。     

生命哲学的现代人文反思--医学美涵义的现代转换之我见

在社会呼唤医学人文回归和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立足于生命与健康与环境的完整系统的和谐互动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哲学观和生态哲学观,本着学术继承与发展的原则,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医学美学的核心概念"医学美"给予了全新的理论界说与分析.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医学术语规范化的必要性——兼谈几个常用词的辨正

摘要 文中从医学术语的专业性、科学性及准确性三个方面阐述了医学期刊中医学术语规范化使用的重要性和如何使之规范化。医学术语的规范化是衡量医学科技期刊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编辑素质的标志。
医学科技期刊是医学专业性期刊,它所涉及的语言符号是具有科学概念的医学术语,要办好医学科技期刊,使之成为发展医学、进行科技交流的园地,就必须在医学术语的使用上力求规范化。一、医学术语的专业性医学术语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的,与其他专业术语一样,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它是同行间的共同语言,以利于本学科间的沟通。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的“中风”、“半身不遂”,在医学上则统一以术语“脑卒中”代之。虽然这二者意思一样,但作为医学期刊来说,中风、半身不遂就属于通俗语言、非专业性的不规范用词。而“脑卒中”作为医学术语是有其特定含意的。首先它体现了此病是脑血管(血栓或溢血)病变;其次它说明了此病来得突然,猝不及防的特征。可见,医学术语的规范化首先体现在它的专业性和概念内涵。术语不规范,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在同行间就没有统一的语言。医学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对医学知识的传播,文献的编纂、检索,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都有重要意义。是否运用规范化的科技名词术语是衡量科技期刊质量的标志之一。一篇科技论文的学术价值再高,若文中的科技名词不规范,就不能汇入计算机控制的信息网,面对大量的信息资料无法检索。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名词》是目前最规范的医学术语,作为编辑要勤查勤阅,以免因医学术语的不规范而降低期刊质量。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结石”、“食指”、“钙离子”、“血色素”、“红血球”、“白血球”、“发烧”、“抗菌素”、“早搏”等都属于“不宜用”的非学术语言,要分别以“凝结物”、“示指”、“凝血因子Ⅳ”、“血红蛋白”、“红细胞”、“白细胞”、“发热”、“抗生素”、“期前收缩”等规范词代之。二、医学术语的科学性医学术语均以科学概念为依据,严格地体现出科学内涵、所指事物的科学特征^[1]。现代汉语词典中以“噪音”和“噪声”都用来说明嘈杂、刺耳的声音。而“医学名词”中规定统一以“噪声”说明之,这是根据中国辞书记载的“成调之声即有规律的声才叫音”而正确定名的。“噪声”不成调又无规律,所以根本不是“音”,而只能是“声”。过去为解除患者顾虑,避免有所忌讳的“死”字,曾将“心肌梗死”更名为“心肌梗塞”。现在根据疾病的病理情况——因冠状动脉闭塞,供应心肌的血流中断引起心肌的缺血性坏死,而恢复为“心肌梗死”。可见,每个术语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明确的概念、特定的内涵。有时我们不理解医学名词改来改去的原因,常抱怨这样使我们在工作中无所适从,但仔细琢磨,细加研究后就会懂得,医学名词的不断统一、规范是纠正名词使用混乱的需要,是符合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需要。医学术语的发展与医学科学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概念的更新,新词的出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作为编辑要不断学习,不断适应,首先自己要弄明白哪些为“宜用”词,哪些为“不宜用”词。三、医学术语的准确性医学术语作为医学论文和学术活动中的表达工具一定要准确无误,切不可含义模糊、概念不清。编辑、作者在运用医学术语时要精心辨析词义,特别要区别近义词在用法上的细微差别,否则就会造成误解,如：1.漏诊、误诊从广义上讲,漏诊、误诊均指对疾病的错误诊断,但概念上有所差别,不可混用为误诊。医生未能将就诊者客观存在的疾病诊断出来,即将有病看成无病为漏诊;医生将正常情况误认为某种疾病,即将无病看成有病或将甲种病判断成为乙种病则为误诊。若以冠状动脉造影作为诊断心肌梗死的金标准(即诊断某疾病的最高准则),就是以下这种情况：可见a、d为确诊,b为漏诊,c为误诊。若某文中称医生将左房黏液瘤脑栓塞患者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那么对左房黏液瘤脑栓塞疾病来说应属漏诊,而对风湿性心脏病来说应为误诊。若文章将此情况报道为“风湿性心脏病误诊1例”就不够全面,而应写“左房黏液瘤脑栓塞误诊为风湿性心脏病1例”。2.患病率与发病率,病死率与死亡率在医学论文中,这两对不同概念的术语常常被混用的情况屡见不鲜。患病率是指某一人群在某一时间点上平均每百人中存在的病例数。通常是通过体检或其他医学检查得出,凡未愈的新、老病例都入列。发病率是指一段时间内每百人发生新病例数。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病程也不同。冠心病患病率很高,但并不等于每年发病率高;而感冒发病率很高,但患病率很低。患病率、发病率的计算公式分别为：许多作者常将死亡率与病死率混为一谈,虽然两者都与死亡有关,但各有不同的意义,计算时分母完全不同。死亡率是以某地一年内平均人口数作分母,而病死率是以患病人数作分母。临床上是不可能计算出发病率、死亡率的,除非是流行病学调查。例如,有一篇文章的文题是“比索洛尔显著降低心力衰竭的总死亡率”,这显然是错误的。医学上还有一些易于混淆的术语,如高血压病、高血压。前者是指病因未明的原发性高血压,后者则指某些疾病的血压升高的表现,又称为继发性高血压。心肌疾病与心肌病也不能混用,心肌疾病指除心肌瓣膜病、冠心病外以心肌病变为主要表现的一组疾病,它包括心肌病、心肌炎等;心肌病仅指病因未明的原发性心肌病,它不包括心肌本身的炎性病变^[2]。医学术语中还有一些易混淆的字也应区别,如证、征、症,要准确使用适应证、禁忌证、综合征、并发症等。还有“啰音”也不能再用“罗音”代替。总之,要认识到医学术语使用规范化的重要性,医学术语统一、规范化是衡量医学科技期刊质量的重要标志,科学思想的交流依赖于统一的科技语言和所使用的名词的概念的统一。     

香山科学会议第207-212次会议简述

20 0 3年 9月 ,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第 2 0 7— 2 12次学术讨论会 ,会议主题分别是“热断层 (TTM )技术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中国数字化虚拟人体研究的发展与应用”、“朊病毒与人畜构象病的研究进展及防病对策”、“激光制造与未来技术产业的发展”、“凝固科学技术与材料发展”和“污染土壤修复与生态安全”。热断层 (TTM)技术发展中的科学问题　　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主题为“热断层 (TTM )技术发展中的科学问题”的第 2 0 7次学术讨论会 ,刘德培、周立伟、曾毅院士和马俊如研究员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红外、医学及相关学科的 4 0多名…     

科学文化研究的良朋益友——介绍《科学、技术、医学的文化指南》

《科学、技术、医学的文化指南》(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Technotog,Yand Medicine,The Free Press,New York(1980)),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学捐助会”(NE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联合资助,聘请著名专家学者编辑、撰写的一部科学文化学入门书。全书分为四部分,共有九章,分别对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医学哲学;科学和技术社会学,医学社会学;政策科学等九个学科分支进行综述,概要地介绍了每一分支的发展历史、学科性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学科现状。每一章的结尾都附有文献入门和表文献。这些对于读     

康吉莱姆与福柯对医学个体性的哲学阐释

强调个体化诊疗是医学的一项古老原则。古希腊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医学理论很重视个体差异,包括个体体质的特异性和身体与外界大环境相互作用的独特性。现代医学也重视个体,不仅将其作为医学发展的重大目标,更视其为人性化诊疗的标志。事实上,现代个体化医学产生的根源和目的已不同于古代。如何理解这种差异?个体化医学到底为人类带来了什么?康吉莱姆从生物哲学的角度,依据正常和标准、异常和疾病、痊愈和健康等概念来说明医学个体性的内涵。福柯则从生物医学的认识论以及医学社会化的角度,阐述了现代个体化医学在生命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两位哲学家相关理论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个体性是现代医学的本质属性之一,但个体化医学的发展并不必然导向人类福利,要辨证看待它的双重效应。     

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科学社会史科学,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一是把它作为知识体系,二是把它作为研究活动,三是把它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此相应,科学史研究也应该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把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历史研究,形成了所谓“内部史”。18世纪诞生的“学科史”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综合史”,都属于内部史。对综合史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大家们,如孔德(A.Comte,1798—1857,法)、     

香山科学会议第486—490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14年4月1—17日,香山科学会议陆续召开了主题为：“城市地下空间火灾安全基础科学问题”、“文化遗产空间观测与认知”、“太赫兹波在生物医学应用中的科学问题与前沿技术”、“国家大型健康队列建设与应用”、“地球系统动力环境变量可预报性研究的进展和挑战”的第486-490次学术讨论会。     

矛盾法则在祖国医学辩证施治中的体现

毛主席在他所著的“矛盾论”中曾经告诉我们:“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个精辟的论断,揭露了整个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本质。医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受着矛盾法则支配。恩格斯老早就曾指出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由此可知,我们医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掌握在健康生活和疾病过程中一切矛盾发展的规律,从而解决那些危害生命的矛盾。     

重视医院科普声誉 释放更多“健康红利”

<正>过去,我国医学囿于“以治病为中心”的传统健康观念桎梏,医疗人员简单地将“健康”等同于“不生病”,将“健康行为”等同于对“疾病”的控制,从而忽视了疾病预防和健康科普的重要性。近日举行的“达医晓护”第四届学术年会上,上海市工程管理学会大健康工程管理专委会、“达医晓护”医学传播智库与万达信息共同发布了《首届中国医院科普声誉调研报告》,盘点了中国医院科普声誉50强。作为国内首份医院科普声誉报告,发布之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对SARS制定科学术语的意见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 ,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 ,可以说是突如其来 ,而且来势汹涌 ,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 ,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 ,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 ,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英文缩写为SARS) ,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 ,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 ,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医学术语审定工作初探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的健康水平大为提高,消灭了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纪元。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医学的治疗范畴和研究领域日益扩大,新学科、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相应产生新的医学术语。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医学书刊大量出版,术语使用存在一些混乱现象,为了适应医学科学发展,统一医学术语十分必要。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对医学知识的传播,教材、文献的编纂、检索,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均有重要意义。我国医学界历来重视这项工作,老一辈医学家不辞艰辛,为创立医学术语规范化作出巨大贡献。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嗣后十年,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定会议,厘订医学术语。建国初期,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进行汇集和审定医学名词工作,1957年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其后,因十年动乱和其它原因,名词审定工作中断了。1986年7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吴阶平教授为主任的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开展医学术语审定工作。一、术语审定的程序与方法医学术语浩如烟海,审定工作从何做起？根据医学系多科性综合应用学科的特点,审定工作大致按临床、预防和医技基础三大部类,由专科学会组成专业术语审定组,负责本专业术语的收集、审议、征集意见以及与有关学科的协调工作。各专业的术语均需经过几次会议审议讨论才能定稿。术语的规范化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必须先经广泛的民主讨论,然后才能集中统一。目前我国尚无医学术语专业队伍,部分医学家将是医学术语学家。他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医学术语的使用者和审定者主要是同一专业的工作者。充分利用学会横向联系,人才荟萃的优势,聘请临床知识渊博,科研、教学经验丰富,热心从事术语审定工作的专家担负审定工作。审定组成员按业务专长,负责某一领域术语的收集和初选工作。为避免交叉重复,划分收词范围,明确审定医学术语不同于编写《词汇》、《词典》工具书,审定的内容包含本专业的疾病名称、症状体征和诊疗技术等方面。术语的顺序按专业的概念体系排列,汉文名和英文名对照。包涵新概念,易混淆产生歧义和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术语,加以简明定义性注释。术语初选主要参考《医学百科全书》和《国际疾病分类》(ICD－9),保证术语初选质量,利于国际交流和国内规范统一。专业审定组整理的初审稿,寄发全国有关专家,广泛征询意见。有关单位的学者对审定工作热心支持,大部分反馈回书面意见,有的建议修改汉文订名,增加术语系列;有的填补疏漏,纠正外文拼写错误;有的阐述改订的理由。通常百分七十左右返回意见,审定组归纳整理成第二稿。实践证明,利用学科年会或学术会议,召开专科学会常委扩大会议,并邀请关心术语审定工作的专家对术语进行复审,既节省时间和经费,又直接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有利于提高审定会议质量。这样做既有群众基础,又有权威性,也便于推广使用。专科学会常委对术语进行复审后,审定组对第二稿进行整理,提出与相关学科协调订名的名词,进行订名协调,其原则是“副科服从主科,临床服从基础;基础学科订名也要认真考虑临床各科的意见”。协调的目的在于统一,各方互相谦让,相互照应,尽量一致,确有不能统一者,注明又称名,或注明相关学科的叫法。妇产科术语“绝经期综合征”(menopausal syndrome)协调后改为“更年期综合征”(c1imacteric syndrome);“盆腔脏器切除术”改为“盆腔廓清术”(pelvic exenteration);口腔医学术语“智牙”(wisdom tooth)改订为“第三磨牙”(third molar)。经过三个程序的审议,专业术语基本确定后,报请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医学名词审定委员由各科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大多是各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贯彻执行术语审定的原则和方法,审定术语,解决共性问题,拟订遵循的原则,经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术语,由医学名词办公室整理上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请专家复审,解决复审提出的问题后批准公布,即为医学专业规范术语。二、审定医学术语遵循的原则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其术语订名应遵循术语学原则,体现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通俗性。现代医学术语多数由国外翻译引进。术语订名受医学发展历史条件,译者水平和名词沿革的影响,部分医学术语订名不确切,未能体现所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术语的主旨是概念内涵,审定医学术语是给医学各专业的科学概念确定规范的中文名。坚持术语的单义性是术语学的基本原则,一个概念确定一个术语,只订一个推荐用名,不能将一个概念订为几个术语。如thalassemia病首先在地中海沿岸发现,因此称为“地中海贫血”,后来在其他地方继续发现同一症状的疾病。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证实此病的机制是珠蛋白生成障碍所致,故审定名为“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注明又称“地中海贫血”。又如“花粉症”(pollinosis)注明又称“枯草热”(hay fever)、“季节性变应性鼻炎”(seasonal allergic rhinitis)。再如口腔医学的“急性坏死溃疡性龈炎”又称“奋森龈炎”,曾用名“文森龈炎”。前者为推荐用名,是审定的规范术语;又称名为仍可使用的同义词,是异名;曾用名为已废弃,不再使用的旧名。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先行各科术语审定工作中遇到的共性问题,经过研究,确定了下列遵循的原则：(1)术语订名要符合科学性,当它与约定俗成矛盾时,首先考虑的是科学性。妇产科术语cesarean section,原意为剖开腹腔,胎儿娩出的手术。俗称“剖腹产术”,其实要进一步剖开腹腔内的子宫,胎儿才能不经产道而降生,故订名“剖宫产术”,注明曾用名“剖腹产术”。心血管病学术语infarction,1959年以前订名“梗死”,1959年推广保护性医疗,为了安抚病人,使患者解除思想顾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将“梗死”改名“梗塞”。《英汉医学词汇》等工具书将infarction订名“梗塞、梗死”,一直沿用下来。病理学者认为infarction订名“梗死”才表明疾病本质,体现科学性。众所周知,肠道内含食糜或粪便,有可能梗阻;血管充盈血液,血栓形成后会发生闭塞。肌肉组织本身没有空腔和管道,若严重损害、坏死,失却功能就是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是因供应心壁肌肉的血流中断,部分心肌严重缺血,产生一系列严重症状,如合并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乃至死亡。专家们认为医学术语应能表达术语的概念内涵,阐明疾病的本质。从病理学和发病机制考虑,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决定将myocardial infarction订名“心肌梗死”,注明又称“心肌梗塞”,便于逐渐过渡,统一使用经审定的推荐用名。(2)以外国科学家姓氏命名的术语,有人主张照写原文,不必汉译。我们审定的是汉文医学术语,外国科学家的姓氏应有规范的汉文译名,因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下设译名协调委员会,由精通外文,擅长人名地名翻译并熟悉专业的专家组成,负责译名协调工作。译名协调的原则是“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人名译名过去多按英语发音翻译,容易因发音不同产生差误,致使同一人名在不同学科称谓不同,或在同一学科有不同叫法,应按科学家所属国的语音进行审定,如将“何杰金病”(Hodgkin disease)改为“霍奇金病”;“美尼尔病”(Meniere disease)改为“梅尼埃病”;奋森氏咽峡炎”(Vincent angina)改为“樊尚咽峡炎”……按照协调原则译出汉文名,有所遵循,利于规范统一。(3)术语订名力求简明通俗,便于推广使用。如耳鼻咽喉科,因中耳的镫骨底板缺损造成的外淋巴喷溢症,订名“镫井喷”(stapedial gusher)。对已有的简明意译名,在国内又普遍使用的术语,就肯定其意译名。如将Takayasu arteritis订名“大动脉炎”,Kaschin－Beck disease订名“大骨节病”,Trousseau sign订名“低钙束臂征”,Chvostek sign订名“低钙击面征”,托伦瓦尔特氏病(Thornwald disease)订名“咽囊炎”。(4)现代医学术语多从国外翻译而来,构成术语辅助成分的英语往往译法不一,产生称谓不同,审定医学术语,统一将artificial译为“人工的”,allergic译为“变应性”,primary译为“原发性”,idiopathic译为“特发性”,septic译为“脓毒性”,auto－译为“自身”,－genic译为“源性”,mechanism译为“机制”,作为词素规范术语。(5)把握术语审定稿的质量是做好审定工作的关键。审定医学名词,是确定规范的专业基本术语,为了避免收词冗长累赘,对一些具有共性的系列术语,可举一反三,归类订名。由各种细菌、病毒或真菌引起的肺炎,不必细列各种肺炎的具体名称,仅归纳为“细菌性肺炎”(bacterial pneumonia)、“病毒性肺炎”(viral pneumonia)和“肺真菌病”(pulmonary mycosis)。具体订名时,在“肺炎”之前冠以病源微生物的名称,如“链球菌肺炎”等。三、成绩、问题及展望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有关部门协助和各专科学会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组建了45个医学专业术语审定组,审定了妇产科学、耳鼻咽喉科学、风湿病学、血液病学、呼吸病学、内分泌病学、口腔医学等7个科的第一批规范术语约4000条,经审定委员会审议原则通过了传染病、心血管病,胃肠病、肾脏病、神经病、精神病、结核病等11个科的术语6000余条,其余27个专业术语审定组继续审议协调工作,近期将陆续完成上报,经复审批准后公布。通过几年工作实践,总结一些成功经验,探讨一些问题：医学本身是一个大系统,是多科性综合应用学科。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彼此又密切相关。几十个医学专科宛如枝繁叶茂的大树,枝干交叉,网络纵横,各专业使用的术语互相渗透,相关学科协调订名的任务比较繁重,同一概念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在医学各专科之间有不同的称谓。如perinatology在妇产科原称“围产医学”,在儿科却称“围生医学”。前者对孕产妇而言,后者为胎儿、新生儿而论。“产”与“生”密切相关,孕产妇健康是为了胎儿顺产、新生儿健康成长。妇产科习惯叫“围产医学”,在儿科则称之“围生医学”,强调习惯,各执己见,经过几次协商,最后在终审会上决定订名“围生医学”又称“围产医学”,前者为推荐用名,后者为还可使用的同义词。传染病学和免疫学术语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缩写为AIDS,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流行性免疫缺陷病。此病系接触传染,在世界各地蔓延,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新闻媒体以AIDS的近似音译“艾滋病”(曾译爱兹病)宣传报道,产生快速新闻效应,广为人知。传染病学术语审定组以通俗、简明为由,订名“艾滋病”;免疫学术语审定组则认为订名要表明疾病的本质,体现科学性,订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两个审定组经过几次协商,取得共识,统一订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艾滋病”。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各科的术语互有交叉,部分订名不一致,如“牙本质”与“牙质”两词,前者在口腔医学中,专指牙体某一层的牙质;后者在组织学中泛指牙质,概念不明确,经过协调,统一订为“牙本质”(dentin)。“前磨牙”(permolar)与“双尖牙”(bicuspid),统一订名为“前磨牙”又称“双尖牙”。呼吸病学的“生理死区”与呼吸生理术语“无效腔”(dead space)协调后统一订名“生理无效腔(physiologic dead space)。医学本身几十个分支学科的名词互相渗透生理学、生物化学、组织学、胚胎学、解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等是医学的基础学科,与医学关系密切,使用的术语有所交叉。审定医学术语,有大量的协调工作要做,医学名词办公室肩负繁重的任务,需要加强力量,系统安排才能如期完成任务。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审定7个科的术语,其余各科均不同程度开展工作,面已铺开,基础较好。今后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切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各方面给予支持,拨给足量经费,增速术语审定速度,相对集中,大力协调,引进激励机制,群策群力,加强成熟报批工作,经过努力,名词审定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就能跃上新台阶,完成第一批医学术语审定任务指日可待。     

建议用“能源”和“能量资源”替代“能源资源”

能源 (energy)即能量 (power)之来源。能量可以直接来自自然界 ,也可以来自人工加工的产物。人们在谈论能源时 ,所指的就是能量资源 (powerresources) ,所以 ,能源是能量资源的简称 ,能量资源是能源的全称。它包括一次能源 (primaryenergy)和二次能源 (sec ondaryenergy)。目前习惯上将一次、二次能源通称为能源 ,但是有人将其中的一次能源错误地称为能源资源 ;从而在“能源”和“能量资源”两个科学名词之外就有了一个既不科学 ,又不规范的“能源资源”名词。为了正确使用能源名词 ,规范能源研究工作 ,建议用“能源”和“能量资源”替代“…     

医学术语特性简议

医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系统性、形象性、简明性、国际性。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是科学理论成熟的标志。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技术基本用语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以标记、概括医学科学技术各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等,在医学科技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随着人类对生命科学认识的深入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医学术语。有的医学术语如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由于疾病(疫情)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加之媒体的传播,而进入公众话语领域。研究、认识医学术语的特性,对于规范地命名和使用医学术语,科学地传播医学知识,有着现实的意义。医学术语的特性,概言之：一、单义性单义性,即医学术语所表示的概念具有特定性,表意专一而精确。因为医学术语是表达某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的专有语汇。如“禽流感”和“鸡瘟”的区别,有关专家作了专门的解释。“鸡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禽流感的俗称,不仅禽流感,其他症状相似的禽类疾病也被人们统称为“鸡瘟”。事实上,“鸡瘟”还分为“真性鸡瘟”和“伪鸡瘟”,“真性鸡瘟”即禽流感,“伪鸡瘟”又被命名为“新城疫”。“新城疫”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均为RNA病毒,但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毒科,“新城疫”病毒属副黏病毒科。可见作为术语的“禽流感”是边界更清楚的概念。从术语的比较而言,如“心律”与“心率”、“坏疽”与“坏死”、“代谢”与“代偿”、“抗体”与“抗原”、“孪缩”与“萎缩”等,每一组中术语表达的概念都各有特定性。探讨医学术语的生成方式,有助于认识医学术语的这一特性。1.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营造新概念任何一个医学术语的问世,都表达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术语的命名是科研工作者借助语言学的构词手段来限定词语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术语是具有名词性的词和词组,除单音节词外,还可以分为：①并列结构。如：呼吸、脂肪、震颤、搐搦、谵妄、拮抗、紫绀、妊娠等。②动宾结构。如：呕血、咯血、造影、导尿、灭菌、激活、灭活等。其中“激活”、“灭活”表示的是抽象的概念。③主谓结构。即中心词＋动词或形容词。如：腹泻、腹胀、腹痛、尿痛、尿急、尿频、尿闭、尿潴留、脑血栓、传导阻滞、心肌梗死等。④补充结构。如：渗出、阻断、充盈、摄入、纳差、曲张、膨出、膨隆、愈合等。⑤偏正结构。大量术语的构成方式是限制词或修饰词＋中心词。如：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布鲁菌属、埃博拉病毒、擦伤、刺伤、裂伤、切伤、单瘫、偏瘫、截瘫、交叉瘫、血象、血尿、血管瘤、心音、第一心音、第二心音、克山病、莱姆病、α受体、β受体等,通过对中心词的限定或修饰,使概念表达精确。⑥外来词的音译词。如：基因(gene)、休克(shock)、克隆(clone)、阿米巴(amoeba)、阿司匹林(aspirin)、卡那霉素(kanamicin)、普鲁卡因(procainum)等。无论采用何种构词方式,术语的单义性是显见的。2.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重新定义有一些医学术语与日常语言的词语形式相同,但所表示的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举例证之：①临床上常用阿托品治疗迷走神经过度兴奋所致窦房阻滞、房室传导阻滞等缓慢性心率失常,还可用于治疗继发于窦房结功能低下而出现的室性异位节律。②短时期内反复给予大剂量哌替啶能产生震颤、肌肉孪缩、反射亢进,以致惊厥等中枢兴奋等症状。③有些药物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却仅有微弱的效应力,当其单独作用时呈现较弱的激动作用,而当另有激动药存在时则呈现对抗作用,叫做部分激动药。在日常语言中,“兴奋”的涵义是“精神振作,情绪激动”。①、②中的“兴奋”则指“机能活动提高”(与之相反的是“抑制”)。“激动”在日常语言中的涵义是“感动、奋发”。③中的“激动”,表示的是药物“使受体兴奋”。可见术语“兴奋”、“激动”是从建构科学理论出发对概念的重新定义。有一些日常语言中的词语被借用到医学术语中,如下列术语中加点的词——病灶、血浆、血清,疫苗、电泳、羊水、副作用、组织损伤、组织修复、迷走神经、迷路动脉、过敏反应、免疫应答、脂肪动员、放射治疗、介入疗法、抽动症、精神分裂症、小儿麻痹症等。这类术语中加点的词,尽管在文字形式上与日常语言相同,但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自然概念已被重新定义,且作为语素构成了新的术语,被借用的词则具有特殊的语言信息。二、系统性医学术语的系统性,表现为由一个术语(基础性名词)派生出许多具有逻辑相关性的术语。例如：“痛”派生出：绞痛、刺痛、隐痛、钝痛、闷痛、胀痛、酸痛、阵痛、刀割样痛、钻顶样痛、放射痛、牵涉痛、灼性痛,以及头痛、牙痛、胃痛、腹痛、腰痛等。“休克”派生出：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创伤性休克等。这说明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1]。术语的语义系统是某一科学理论所规定的概念系统,因此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据性。这是医学术语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探究医学术语的系统性,只有也必须以理据性作为认知与分析的基点。建构术语语义系统的主要逻辑方法是划分和限制。划分是把一个属概念分为若干个种概念。在这个术语系统中,若干表示同级种概念的术语之间是逻辑并列关系。例如,“心脏病”(属概念)分为：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梅毒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种概念)等。划分必须坚持同一标准,这是命名术语的原则。如,“炎症”(属概念)按病程分类,分为：急性炎症、亚急性炎症、慢性炎症(种概念);按病理分类,分为：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炎、变态反应性炎症(种概念)等;而以“渗出性炎”作为下一级划分的属概念(上位概念),又分为：浆液性炎、纤维素性炎、化脓性炎、出血性炎、卡他性炎,是根据渗出液和病变特点分类。还可通过对某一术语(属概念)进行连续划分,来命名新的术语。如,先天性心血管疾病的术语系统：A.无分流类——单纯肺动脉口狭窄、原发性肺动脉扩张、主动脉口狭窄、主动脉弓及其分支畸形、右位心等;B.左至右分流类——心房间隔缺损、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静脉畸形引流等;C.右至左分流类——先天性紫绀四联症、先天性紫绀三联症、艾生曼格综合征、大血管错位、三尖瓣闭锁等。在术语的概念系统中,每一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明确的。建构术语的语义系统还运用划分的另一种方法——二分法,即以对象有无某种属性来进行划分。如,特异性～、非特异性～,完全性～、不完全性～,均为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限制是从外延较大的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概念的逻辑方法。限制只能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进行。如,贫血→溶血性贫血,通过一次增加属概念(贫血)的内涵过渡到种概念(溶血性贫血)。还可以通过多次限制,连续增加内涵的种差属性,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来命名术语。如,溶血性贫血→获得性溶血性贫血→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非免疫性继发性溶血性贫血等。此外,根据概念间的关系来命名术语。如,原发性～、继发性～,内源性～、外源性～,进行性～、退行性～,等。运用划分和限制的逻辑方法,构建起树状的术语系统。在医学术语的语义系统中,系统性和理据性反映的是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的关系。理解这一特性,不仅有利于条分缕析地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也为识记术语提供了联想的媒介。三、形象性形象性是医学术语有别于其他科学术语的显著特性。医学的研究对象门类繁多,形态、结构、性状、现象各异。为了真切地描述研究对象的表象特征,并从概念上给予科学的界定,由此产生了形象性术语。形象性术语是借助比喻的修辞手段来构词的。一种构词方式是直接使用比喻词对中心词加以修饰(A式),比喻词在中心词的前面(A－1式)或后面(A－2式),构成单义性的术语。例如：A－1式——丘脑、蛛网膜、蜗神经、滑车神经、喙突、犁骨、豌豆骨、扁桃体、钩端螺旋体、鞭虫、丘疹、玫瑰疹、蝴蝶斑、蜘蛛痣、草莓舌、麦粒肿、葡萄胎、奔马律、水泡音、醉酒步态、剪刀步态等。A－2式——肋弓、纵隔障、心室、心房、耳轮、耳屏、胸廓、囟门、肺泡、肺叶、子宫、卵巢、阴蒂、阴阜、肾盂、腹股沟、脑血栓等。另一种构词方式,是比喻词后加“样”、“状”、“型”、“形”、“式”等词缀,与中心词构成单义性术语(B式)。例如：水样便、地图样舌、粥样浆液便、干酪样坏死、杵状指、梭状指、桶状胸、鳞状上皮癌、管状呼吸音、O型腿、X型腿、K型腿、球形红细胞、镰刀形红细胞、爪形手、潮式呼吸等。A式和B式既突显了事物的表象特征,又表示科学概念,具有直观性。这一类形象性医学术语,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了解形象性医学术语的构词方式,有助于对这一类术语的理解和记忆。四、简明性简明性,即构成术语的符号简约,表意明晰、准确,以求易懂、易记、易读和简化书写过程。简明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在引进英语医学术语时,要进行符号系统的转变,即通过意译、音译、音义合译等方式来完成。医学术语的翻译也追求简明。意译在于准确译出原词的科学概念,例如：低血糖症hypoglycemia(hypo－低＋glyco-糖＋-emia血症)、咯血hemoptysis(hemo－“血液”的复合型＋-ptysis吐出)、止血hemostasis(hemo-＋-stasis停止)、消化不良dyspepsia(dys-障碍,异常＋-pepsia消化)等,译名可顾名思义,好懂、好记。按音定名(音译)的术语,一般音节较少、读来顺口。例如：lymph淋巴,morphine吗啡,porphyrin卟啉,clone克隆,nikethamide尼可刹米等,这类音译词中的汉字只具表音功能,而表达对象的专业特征则被突显出来。在术语的应用过程中,有些音译词又被意译词取代,如：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这种转化侧重于表意明晰、准确。比较起来,音义合译更有利于术语的简明。例如：gene pool译为“基因库”言简意赅;Addison’s disease艾迪生病(旧译“阿狄森病”)又称“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前者更为通用,也便于记忆。Calmette-Guerin vaccine译为“卡介苗”;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以其缩写AIDS定名为艾滋病,艾滋是AIDS的音译,病为类名。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缩写SARS既已成为国际化的术语,也可按此方法,采用“萨斯”或“萨斯病”作为中文译名。英语或拉丁语的缩写词是术语简明化的有效手段。例如：SD(sulfadiazinum磺胺嘧啶)、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PC(acetylsalicylic acid,phenacetin,and caffeine复方阿司匹林)、BP(blood presure血压)、ESR(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血沉)、WBC(white blood cell白细胞)、RBC(red blood cell红细胞)、Ig(immunoglobulin免疫球蛋白)、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等。有的术语音节过多,如,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phism(聚合酶链反应与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其缩写词PCR-RFLP就十分简明。汉语医学术语大量引入英语或拉丁语缩写词,体现了术语简明化的发展态势。拉丁字母加汉语词素的混形词在汉语医学术语中的使用日见增多,这无疑也是术语简明化的手段。例如;X线、B超、T波、P细胞、α受体、β受体、Q-T间期。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更具有抽象性和简明性。例如：♂(雄性)、♀(雌性)、＋(阳性)、－(阴性)、↑(上升)、↓(下降)、G＋(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等。需要注意的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简称。例如：乙型肝炎→乙肝、心室颤动→室颤、节制生育→节育、流行性感冒→流感、慢性支气管炎→慢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素、虹膜睫状体炎→虹膜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放射性同位素闪烁扫描术→同位素扫描,等。这一类简称,不仅减少了术语的字数,又讲究语义上的代表性和音节上的协调,是术语简明化的一种选择。但是,汉语医学术语的缩略必须遵循汉语构词法的规则,恰当地提取出关键语素,以求不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因此,不是任何一个医学术语都可以缩略的。例如：流行性感冒缩略为流感,而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却不能缩略。五、国际性医学术语不受地域、国别、民族、方言的限制。医学术语之所以具有国际性,源于医学术语的稳定、通用和统一。医学术语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每一个命名准确的术语,当其成为专业领域内公认的概念后,就具有稳定性。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把疟疾分为日发疟、间日疟、三日疟,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革兰氏染色(Gram’s stain)是丹麦细菌学家Christian Gram于1884年创立的,作为细菌学上最常用的鉴别染色法,该术语已使用了100余年。费尔·A·卡森拉夫在1851年正式使用了“红斑狼疮”这个医学术语,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提出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命名,但“红斑狼疮”作为基本名词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医学术语的稳定性之一斑。惟其稳定,就为它在国际上的通用奠定了基础。医学术语在国际上的通用,从本质上说,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水俣病系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所发现,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局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嗜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该疾病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这个术语提供了对该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名词。又如西尼罗脑炎病毒、圣路易斯脑炎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巴西出血热、克山病等,均为冠以地名的术语。有些术语是以人名命名的,如：卡氏肺孢子菌、鲍特菌属、志贺菌属、贝纳柯克斯体、肥达反应、巴宾斯基征、布鲁津斯基征等。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人群命名,如1976年美国费城的一次退伍军人大会期间,爆发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肺炎,当时称为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有的术语以疾病流行的区域命名,如森林脑炎。这一类术语并不因其命名方式而不具通用性,也没有人把它随意简化或替换。按照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术语进行规定,以便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或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语言国际化的要求^[2]。2004年十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钟南山委员在紧急提案中建议将“非典”一词改称“SARS”,就像艾滋病用“AIDS”一样,或者用“SARS冠状病毒性肺炎”。从专业概念来看,SARS作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简称,它将发病的器官“呼吸道”及疾病的重要特征“严重”、“急性”、“综合征”进行了客观界定。“非典”(atypical pneumonia,简称ATP)和SARS是两个具有不同病原和学术内涵的名词^[3]。即使一个时期以来“非典”似乎俗成,但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有一些医学术语也有相对应的称谓,例如：早老性痴呆/老年痴呆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此类称谓并未偏离其对应术语的概念,而“非典”则不然。从构词法来看,“非典”是不规范的缩略词。医学术语中有“非遗传变异”、“非特异性免疫”等名词,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有“非军事区”、“非正义战争”等名词。难道这一类名词能够缩略成“非遗”、“非特”、“非军”、“非正”吗？关于“非典”的正名,《科技术语研究》杂志曾开辟了专栏讨论,并发表了编辑部署名文章,强调科学名词的规范性。笔者认为,从历时角度看,“非典”是在既往特定时期产生的名词,诚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它“特别不具备特定性”。SARS是WHO正式命名的专业术语。因此,在术语的命名和使用方面,必须遵循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并有利于国际交流。然而迄今媒体上仍在交替使用“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的称谓,甚至某报同一版两篇消息的标题和正文,一篇称“SARS”,一篇称“非典”。可见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决不限于学术界和专业领域。术语的规范化包括命名和使用两个方面。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统一术语的名称和书写形式,或淘汰一些非规范化词,以利于国际交流,是势所必然。在这方面,也应加大语言文字法的执法力度和行政干预的力度。     

有关“症”、“征”、“证”医学用法的研讨和约定

“症”、“征”、“证”从古至今在医学使用上一直存在着某种混乱现象。虽然几经争论,但直至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认识,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约定。本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关于“症”、“征”、“证”的书面和专题研讨很有必要,对于医学术语和名词的规范使用大有益处。一、未能形成统一规范使用的原因(一)文字演化原因与分歧要点分析中国文字主要起源于古代的象形文字。以汉字为例,几千年来随着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不断交流、融合、创新与发展,对汉字字量的需求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呈递增趋势。这既是语言不断丰富,表达不断复杂的需求所致,也是文献不断增多,文字记载记录需求不断扩大的历史必然。随着人类在劳动与实践中大脑的不断进化,由形象思维、单一思维转向抽象思维、系统思维的成分越来越多,人类对文字的涵义理解,组合、使用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字、一词、一句,读音多样化,涵义多样化,组合搭配多样化,使用多样化的趋势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而且随着体力劳动量的不断减小,脑力劳动量的不断增加,对文字的简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删繁就简,约定俗成的客观需求在汉字改革中就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国20世纪60年代国家颁布的汉字《简化总表》就是顺应潮流,体现民意的与时俱进的产物。这阶段汉字常用字的字量总体上又呈下降趋势,不过随着世界范围的广泛交流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外来语和新科学字、词的创造与出现则呈局部上升趋势。总之,这种常用汉字的演变过程,正是“症”、“征”、“证”这样的医学名词使用上产生分歧和争议的历史原因之一。例如：1.“症”字目前有两个读音。读做“zhēng”(争音,由古字“癥”简化而来)时,从古至今的中医主流名家著作都特指人体内,主要是腹内生有结块的某种疾患,用于某种相对狭义的疾病。如“癥瘕”、“暴癥”。而读做“zhèng”(郑音)时,中国古代的部分著作以及现代中、西医部分著作常常把它作为“疾病”的广义代称。如：“急症”、“不治之症”。西医学则常用来作为疾病名的后缀使用。如“××神经症”、“肥胖症”。这里面最有争议的就是“症”(zhèng)的涵义能不能等同于“症状”。仔细分析,“症状”是个词组,指疾病的表现和情况,与“病状”的意思相近。其中“症”本身指的是疾病,而“状”才是指表现和情况。二者是搭配关系,原本不应是等同关系。然而,近代中医在使用医古文的简练表达方式时,约定俗成地把“症状”简化为“症”。如“主症”、“兼症”等用法。这可能就是分歧的原因所在。2.“证”字是由繁体字“證”字简化而来。有表明、判定、实据、凭据、客观存在、事实、法则、规律、谏言、谏文等多种涵义。主要在非医学范畴中使用。如“证明”、“证言”、“证据”、“身份证”、“辩证法”等等。西医学只在少数情况下,部分人主张使用这个字。争议主要是“适应症”、“禁忌症”还是“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中医医学理论体系在逐步产生与完善的过程中,由于与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等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因而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证”字的使用,并赋予它特殊的中医学涵义。在对疾病的观察、诊查,诊断、辨析,论述、讨论,处方、用药,非药物施治等诸多方面都特别重视和研究所以是这样或所以应该这样做的依据,因而就有了“辨证论治”的思想与理论,“六经、八纲、脏腑、六气、卫气营血、三焦、经络”等辨证方法和体系,“病证名”与“证型”诊断名称,“主证”与“兼证”的判断与分析等等许多丰富的中医学概念。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对“证候”的理解上。“证”等不等于“证候”？仔细分析,“证候”和前述“症状”同理,也是一个词组。“证”中医学有两个主要涵义：(1)通过“四诊”获得的有关诊治对象的中医诊治所必需的实据或依据。例如,有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的阴性和阳性的体征和症状以及作为现代中医“四诊”延长后可用来做出中医判断的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或结论。(2)通过“四诊”(包括延长的“四诊”内容)及对诊治对象、病因、病性、病位、病机、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分析得出的对中医施治有指导意义的中医概念的结论。总之,中医“证”的概念也不应该脱离凭据、依据、法则、结论等原本涵义范畴,只不过特指医学上的依据和结论罢了。而“候”这里则是指情况、现象、状态。特别是病情变化中的情况和现象。“证候”作为中医名词可以解释为：有关诊查对象的疾病或健康状况的实据或结论正在变化中的情况、现象和目前状态。3.“征”字由繁体“徵”字简化而来。有两个读音(1)zhǐ(指音),专用于古代五音,是“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一。(2)zhēng(争音),有远行(征途),武力制裁(征讨)、用力制服(征服)、召集或收用(征兵、征税)、寻求(征稿)、证明、验证(有物可征)、现象、迹象(特征、征兆)等多种涵义和用途。与目前医学有关的主要是源于现象、迹象、证明、验证等涵义而出现的“体征”、“指征”、“征象”、“综合征”等用法。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西医学名词和术语。中医从古至今在医学著作中很少使用以“征”字组合的医学名词和术语。以往在医学界有争议的主要是在疾病命名和翻译中是使用“综合征”还是“综合症”等问题。仔细分析,西医学各种“综合征”大多指或病因尚不明确;或病因比较复杂;或涉及多系统原因;或表现为多系统症状和体征的,而又具有某种共同的临床特征、特点及发展、变化规律的疾病。对这类疾病使用含意比较宽,伴有不确定和多变意味的“征”字,显然比使用涵义相对比较窄、又所指比较明确的“症”字要更适合。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医学的主流、权威著作中,正是这种已经比较统一的用法。而“症”字则在疾病命名中用于病因相对清楚;病情相对不复杂;病变之初多由于相对单一系统的原因;症状、体征又多相对集中于单一系统的疾病。此时,不再使用“综合”字词,而直接命名为“××症”。(二)古、今文献中字词习惯性、俗约性借用、通用、混用等历史原因中国古代文献在字词的使用中相互借用、混用比较多。当然,有误用、错用的现象。医古文也不例外。这就使得今人在理解、领会时容易发生争议。例如：中国古代在医学中使用“證”字,而非医学中使用“証”字。二者涵义原本不同。但至近代,二者俗约通用起来,至现代更简化为一个“证”字。又如：古代一个“證”字,常通用于“症状”、“病症”、“证候”、“证型”等现代中医概念之间,不仔细辨析就不明白具体所指。再如：清·唐容川的《血症论》,“血症”二字到底应理解为“有关血的病症”还是“有关血的病证”就一直有不同观点。再看现今中医著作中有关“主症、兼症”,“主证”、“兼证”的混用都不难从中找出历史原因。(三)各种字典、词典解释不同造成的原因各种字典、词典由于编撰时间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编撰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引证的文献不同等诸多原因,自然对字词形成不同的解释。1.症：读做zhēng(争音)的解释基本一致。读做zhèng(郑音)的《辞源》：“病之徵验也,古皆作證,”“症候：病情、病象。”《现代汉语词典》：“症(證)：疾病。”《新华词典》：“症：疾病。”《新华字典》：“症：病。症候。”《简明中医辞典》：“症因脉治：先辨证候,以查病因,再审脉象,最后决定治法。”《辞海》：“症：疾病的症候情况。”2.征：非医学类字典、词典一般都没有关于“征”字的医学方面的解释,这是由于中医从古至今极少在医学名词和术语中使用“征”字。在各种医学或英汉医学辞典中则有“综合征”的词条,极少见“综合证”或“综合症”的用法及解释。《辞海》中有“体征”的词条。3.证：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曾用“證”而不用“証”。《说文解字》：“證,告也。”“証,谏也。”《辞源》：“證：病况。通症。”《说文解字注》：“今俗以証为證验字,遂改。”《辞海》中有“证候”、“适应证”、“禁忌证”等词条。《现代汉语词典》证(證),症(證)并排。《新华字典》“证(證)：中医对病人若干症状和体征的总称。”《简明中医辞典》：“证候分类：在‘四诊’的基础上,把这些具有规律性的证候,系统地分别归纳为若干类型,作为识别疾病的一种方法。”以上列出的部分字、词典关于“症”、“征”、“证”的解释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如果查遍所有字、词典恐怕说法更多。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越离我们现今时代近的字、词典,相关的解释说法越与目前医学界趋同的看法接近。可见,当我们一旦形成统一、规范的使用约定,最新版的字、词典就可能会采用。(四)中西医学体系不同造成的原因中西医学由于文化背景、文字表达、思维逻辑、医学理念、研究方法、实践方式、诊查手段、治疗工具及处理用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各自发展成为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在医学名词和术语的使用上自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证”,西医学没有明确的概念,因而很少有人主张使用。而中医学则有从古至今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名词和术语中不能不使用,不可或缺。又如：“征”,西医学在使用中概念比较清楚,用法也比较趋同。而中医学则从古至今极少有人使用,也就没有形成相应的中医学概念。再如：“症”,中西医目前都在使用,但概念除了对“症状”“病症”的理解相对一致外,其他概念又不相同。读zhēng(争音)的,中医用,西医不用。读zhèng(郑音)的,西医常用来对疾病命名,如“××症”;而中医的命名则常常是“××证”。西医常常使用“症候群”的概念,而中医则用“证候”的概念。虽然古文献中也有过“症候”的提法,但那大多见于非医学著作和非经典著作,现今中医界极少有人主张这样使用。其实,中、西医都不是在“症”、“征”、“证”的概念上有意制造分歧,而确实是由于体系不同,不这样做不能指导各自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五)其他原因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尚有外来词、西语翻译的原因,外行使用内行字词术语不当的原因,学派不同的原因,学术理论与学术思想不同的原因,笔误与误解的原因,刊印错误的原因,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过程中出现的概念的交通与融合的原因等等。认真分析这些原因,开展相关的讨论,有助于理清思路,达成共识。二、目前可行的解决办法(一)通过刊物发表文章的形式,查找原因,摆明观点,开展讨论,初步理清思路。(二)组织中西医相关专家,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召开专题研讨会。提出一个初步统一的有关“症”、“征”、“证”规范使用的行内约定。提约定不提界定是因为：①学术之争提约定容易达成共识被接受,而提界定就容易争论不休,一时难下定论;②约定是求大同、存小异的产物,经过时间和学术发展的考验后,可改为界定,或根据大多数专家的意见重新约定,而界定的回旋余地小;③约定一般不会影响今后与此相关的学术讨论和研究,界定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争鸣的开展。(三)将形成的“试行”行业约定草案下发全国各大医学机构,广泛听取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四)再次召开相关人员专题研讨会后定稿对外公布“试行”意见。三、“症”、“征”、“证”医学用法的约定(一)中医学在行业名词术语中使用“症”和“证”,避免使用“征”。西医学在行业名词术语上使用“症”和“征”,避免使用“证”。在中西医结合的学术著作、文章、病案、处方等文字工作中,按各自医学体系的行业概念,分别使用这三个字,避免随意乱用。(二)症1.中医学的概念与使用(1)症zhēng(争音)特指人体腹内形成结块的某种狭义疾病。有形,坚硬不移,痛有定处,在气血痰食辨证中可属血病,也可属气病,但多属血病。如：暴症、食症、症瘕。建议：①恢复繁体字“癥”的使用,以免因读音不同而引起对上述病名的误解。②在《简化字总表》重新修订时把zhēng(争音)的“症”字修改为“”字。(2)症zhèng(郑音)①广义疾病泛称。如：病症、急症。②“症状”的医古文简达词(字)。如主症、兼症。不含切诊及部分望诊(如舌诊)、闻诊等中医特有检查内容及实验室检查、检验的结果。2.西医学的概念与使用症zhèng(郑音),疾病的泛称。如：合并症、并发症、适应症、禁忌症。用于非综合类疾病的命名。如：××神经症、肥胖症等。其他词组如：病症、症状、症候群等。(三)征西医学的概念为：疾病的可作为诊治依据的表现与情况。使用如：体征、指征。用于病因复杂或不明,由于多系统原因或表现为多系统症状、体征、阳性检查结果,且具有某种共同临床特征、特点的疾病命名。如：××综合征。(四)证中医学的概念主要有二：1.通过“四诊”获得的有关诊治对象的中医诊治所必需的实据或依据。使用如：主证、兼证、次证、证候等。2.通过“四诊”以及对诊治对象病因、病机、病性、病位、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分析得出的对中医施治有指导意义的中医概念的结论。使用于证型诊断。如：寒证、阳证、实证、里证、少阳证、卫分证等。使用于病证名诊断,如：郁证、痉证、痹证、汗证等。使用于辨析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若把上述两个概念综合起来使用,则如：辨证论治、辨证施治、辨证分析、辨证养生、辨证施护等。     

香山科学会议第271、272、273和275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05年12月至2006年4月中旬,香山科学会议陆续召开了第271—275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分别是可拓学的科学意义与未来发展(271)、针刀医学发展与中医现代化(272)、中国太阳能利用的发展机遇与战略对策(273)、生殖发育研究与人类健康(274)、登陆台风的科学问题及防灾减灾对策(275     

香山科学会议第303-306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07年6月12日至7月12日,香山科学会议相继召开了以“‘数字中国’发展战略:从科学到行动”、“氡及其子体健康危害与控制”、“近海可持续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影响”和“多铁性材料的发展与挑战”为主题的4次学术讨论会(第303—306次),内容涉及信息技术、环境健康、海洋生态和材料科学等方面。“数字中国”发展战略:从科学到行动“数字地球”概念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于1998年提出,它是通过地理空间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与地球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集成,构建信息化的虚拟地球,开辟人类认识地球的新途径。“数字中国”…     

书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北大核心CSCDCSSCI

张大庆著:《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254页,定价29.00元,ISBN:7-5328-5389-6。在这项对民国时期医学的全面研究中,张大庆提出疾病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动因。其他的研究进路或强调这一时期的国家建构议程,或强调普遍的科学主义,或强调生物医学的进步。与他们不同的是,张大庆坚持认为,是疾病本身决定了中国卫生和预防工作的组织,从而决定了西方医学最终的本土化。     

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

英汉医学词典必定会收入大量的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以往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对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的中文译名缺乏系统性,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将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集中、制定译名模式后统一给出译名。我们尝试编辑倒排程序将词典中所有同词尾医学术语集中在一起,辨别、划分它们分属的学科,并根据具体情况探求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的译名模式,并以此对中文译名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使用倒排程序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亦可供其他科技术语词典编纂工作时参考。《中山英汉医学词典》^[1]①。收录了大约12万条医学词汇。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数量不少的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何保持这些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需保持系统性英文医学术语,若有相同的词尾,则在同组内互称为“同词尾医学术语”;若同属于某一学科,则又成为“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表1中的两组英文医学术语：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这种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是很常见的。它们在同一组中,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区别性特征。共同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共同的词尾,在概念上都有共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共同的词尾是-mania,共同的描述内容是“……狂”;区别性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不同的词首,在概念上都有不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不同的词首分别是mytho-、nympho-、pyro-,eroto-;不同的描述内容是“谎言”、“男子”、“火”和“色情”。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审视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中文译名,力求能像以上两组那样,在译名中反映出同组术语的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并保持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在整部词典中的系统性(systematism)。有必要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制定译名模式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实际上也是术语,作为中文医学术语,也必须符合术语的系统性这一要求。因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在形态和概念方面具有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所以最好能制定出统一的译名模式,以保持他们的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此外,制定了译名模式后,也便于消除一名多义与一义多名的现象。为了确定这个译名模式,我们拟定了以下五个原则：1)判断这些同词尾术语分属的学科。如表2中的96个术语分属于3个学科： phengophobia和pho-tophobia为眼科学术语,chromophobia为组织学术语,其他则属于精神病学术语,即以“-phobia”结尾的医学术语分属于三个语义场,即这96个术语在理论上至少有3个译名模式。2)译名模式最好既要反映出相同词尾术语的共同概念,又要反映出它们的区别性概念。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反映的是共同性概念,而“……”反映的是区别性概念。3)译名模式最好也使译名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形态和区别性形态。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 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共同性形态,而“……”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区别性形态。4)译名模式最好能从相同词尾术语组中已有的某个或某些译名(如已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他权威机构或权威词典给出的名称)中挑选和提炼。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的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的根据是：类似中文译名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5)译名模式一旦确定,应尽量使用该模式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译名,但也不可“一刀切”,遇到个别英文医学术语难以使用该模式时,也可稍作变化。如phobia(恐怖症),sitophobia(畏食名委,进食恐怖)。然而,要真正做到以上5个原则,就必须将整部词典的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才能实现。正如黄建华教授^[2]所说：“术语所指的概念内容与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且受其限定。只有从特定活动领域的概念系统整体出发,才便于考察某个术语的概念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在以往的英汉医学词典编纂过程中,因为工程浩大,人员分工细,各司其职,定稿后也无法由一个人进行全稿通读,也就无法将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统一检查、指定译名模式、保证整部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尝试使用倒排程序来集中这些同词尾医学术语。使用倒排程序集中同词尾医学术语我们先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所有英文词目和中文译名输入以Visual Foxpro 6.0建立的数据库表单,然后执行以下的程序：set talk offuse Med.dbfdo while .not.eof()x1=trim(TermEng)x2=""l=len(x1)i=1do while i<=lx2=x2+subs(x1,l-i+1,1)i=i+1enddorepl a with x2skipenddo在所得到的倒排表单中,从后往前比较,所有同词尾的词汇都排列到了一起(参见表2),使判断、划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按译名模式统一修正它们的译名成为可能。检查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由此,我们检查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所有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并使用译名模式修正了同组术语的译名。同时与国内两部已出版、并在医学界有较高影响力的英汉医学词典——《英汉医学辞典》和《英汉医学词汇》进行了比较。如表2给出了以“-phobia”作为词尾的96个医学术语在三部英汉医学词典中译名的比较,由于受篇幅局限,这里只挑选其中55个做以分析。若译名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给出的规范译名,我们则在译名的右上角标注“名委”。对于96个词中的精神病学术语,我们将它们的中文译名模式定为“恐……症”和“……恐怖”两种主体模式,但对于眼科学和组织学术语的译名则不套用这两个模式。结论黄建华^[2]教授指出：“词典的右项(释义)是衡量一部词典编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也是词典编者最需要‘精耕细作’的一块土地。”我们认为：在双语术语词典编纂中,可以利用数据库程序创建倒排表单,将整本词典中所有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有足够的素材(要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一网打尽),才能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的译名模式贯彻始终,才能提高双语术语词典的编纂质量。这一方法将为今后的双语词典编纂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供其他类型词典(尤其是科技术语词典)编纂时参考。①《中山英汉医学词典》是国家211科研项目,由中山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编写,2002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03年获得第五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