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权的制约

由于侦查权的扩张性,在其运行过程中一旦滥用则会导致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对侦查权制约体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必然要求。由于立法和司法的不足导致了侦查权的行使缺少必要的规制,因此应当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侦查阶段的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     

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视角

侦查行为是侦查主体行使侦查权的外在表现.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侦查权的侵害,对侦查行为必须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新《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等涉及侦查行为合法实施等方面,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对侦查行为的改进,必须树立两方面都要加强的理念,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对侦查机关进行授权；另一方面,要严格对侦查行为,特别是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严格规制.     

西方国家刑事侦查中的技术侦查措施探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犯罪方式向组织化、技术化、隐密化方向发展，西方国家的刑事侦查机关开始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打击犯罪。但是，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往往会侵犯公民隐私权，根据“正当程序”观念。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同时，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资料的证据价值也应受相应证据规则的制约。     

警察行使职权时执法过当问题研究——以“当场击毙”法律规定为视点

通过对“当场击毙”问题的国内立法、国际人权法相关法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当场击毙”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观点，建议我国立法从本体和关联中进一步加强对公民基本人权（尤其是危害行为实施人的相关人权）的尊重，使法律效能与社会效应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优化。     

技术侦查资料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运用和管理

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侦查措施的多样化和科技化势必对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形成较大的冲击。其中如何运用和管理好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资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本文试图就此进行分析。     

比较法视野下的秘密侦查法治化进程

随着秘密侦查成为侦查机关应对新型犯罪形式的重要手段，秘密侦查的法治化建设也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从人权保障出发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平衡。本文通过比较各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进程，总结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论侦查阶段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侦查阶段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没有收到人们的重视,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相比,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这跟我国的侦查价值取向有关,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应该树立人权保障观念,拓展人权保障视野,进行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更新,落实和完善被害人的一些合理的保障措施。     

宪法学视野中的公民住房权及其保障

近年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民生现象,住房问题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住房不仅仅是一个住处或一种财产,更是一个与社会正义和人格尊严紧密相连的人权问题.住房权的人权属性早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被许多国际和区城性人权文件加以明确规定.在宪政的视野之下,住房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其相对应的义务主体便是国家.国家负有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公民住房权的义务.保护公民的住房权,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题中之义,这就需要从政策、立法乃至司法等诸多方面对现有制度加以完善,以期使公民的住房权得到切实而有效的保障.     

对秘密侦查措施使用的反思

科技进步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一些新型犯罪形态的滋生提供了某种技术上的支持。一些传统的犯罪形态也因为采用了“技术性装备”而使得刑事侦查变得异常艰难。对于某些案件一般的侦查手段难以奏效。因而对诸如监听、密拍、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拦截等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也就成为必然。但是这些特殊技术侦查手段的不合理使用会给公民个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和损害。这就使得侦查部门处在一个两难境地:如何在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因为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处理和制度安排是否得当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晴雨表”。本文拟从我国刑事案件侦查中秘密侦查措施使用的现状入手,探讨一下在侦查实践中应如何合理使用这一特殊技术侦查手段。     

加强社会救助立法完善人权保障体系

社会救助权是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所倡导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的分支,但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实行社会保障综合立法还有困难,当务之急是制定《社会救助法》这部单行法律,建立起以社会救助法这部单行法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确保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     

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又称诱饵侦查，是一种既行之有效又颇受争议的侦查措施。对这种侦查措施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法律上又没有任何直接的规定，但是现实中却普遍在用，这就导致了立法与实践的脱节。在以后的立法中应该如何规定诱惑侦查，如何克服它本身的一些弊端，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国公民环境权入宪的理性思考

目前,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环境权只是我国公民的一项人权。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公民环境权入宪的立法实践,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既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基本义务。同时,要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使公民的环境权从纸上的权利成为现实的权利。     

对我国刑事搜查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事搜查是一项强制性侦查行为，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理应受到严格的程序规制。本文分析了我国搜查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就完善搜查的权限、条件、监督等方面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探析

我国古代法律和世界多国证据立法对证人拒证制度都有明确规定，而我国当今立法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为了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和家庭关系的稳定，我国应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以推动我国法治化的进程。     

论测谎与权利保障

目前,测谎仪在我国侦查机关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事实证明,一味地强调测谎技术在犯罪侦查中的作用,而不注意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受测人权利,测谎技术就有可能成为非法取证乃至刑讯逼供的“帮凶”。为保障受测人在测谎中的人权,应规范测试员的考试、考核及资格认定,保障测谎机构和测谎员身份的独立性,赋予被测人自愿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测试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权等。     

论立法参与中的公民德性

民主立法是现代法治的必然选择,公民的立法参与是民主立法的根本要求。而公民的德性是公民参与立法的道德保障,参与立法的公民应具有的基本德性主要有参与、自主、宽容、质疑。加强公民的德性培育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民主立法的重要保障。这需要学校、家庭、公民社团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公民在法治生活中的实际参与。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立法状况考察

文化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全面实现人权价值的必然要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文章从国家立法、国家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方面,分析了我国多层面、全方位构建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体系,提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立法体系的完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理念、拓展内容、强化措施。     

论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为我国民主宪政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建立法,治会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政府的依法行政,只有当“人权”原则提升为宪法精神时,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我国的政治明才会进步。     

人权问答(二)

三、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为了保障和促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中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政府和个人的行为,把人权的保护纳入法制的轨道。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每个中国公民,无论其性别、出身、民族、身份、财产状况、宗教信仰,都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及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先后制定了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各项立法。如《刑法》,它有效地保护人民,打击一切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行为,以及其他刑事犯罪     

英美两国监听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监听作为一种特殊的秘密侦查手段被运用,在侦查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各国关于监听的立法也日趋成熟。鉴于我国对监听立法相当薄弱的现状,本文试图从英美两国监听制度的比较与借鉴来完善我国的监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