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政府合作策略研究

本文应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政府的合作策略及成本分担问题.构建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基于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分别求得非合作模式、政府扶持模式、协同合作模式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努力策略、产业技术水平和最优收益.比较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与效益影响系数、技术水平影响系数正相关,与成本系数负相关;从产业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的角度看,协同合作模式优于非合作模式和政府扶持模式.同时,本文量化分析了政企努力程度和产业技术水平,与效益分配比例和政府补贴比例的关系.补贴因子作为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能够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

关于日趋严重而至今尚未得到普遍重视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针对政府、村集体和农民3个主体的治理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各主体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激励约束机制的结论,提出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必须加强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的建议,结合实例利用shapely值确定了各个主体方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费用中的合理分摊问题。表1,参12。     

引入生态修复技术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方案

针对生物膜法、活性污泥法等适用于点源污染治理的技术无法有效解决面源污染的问题,引入生态修复技术,选取美人蕉作为修复植物,构建了太湖流域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模型。并以2005年太湖流域COD削减为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通过生态补偿方案激励太湖流域苏浙沪各地区合作治污可降低流域治理成本约5%,引入生态修复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合作治污成本约12%;引入生态修复技术后,为促进苏浙沪各地区合作治污,提升整个流域的治理效率,应建立流域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太湖流域实证研究确定了地区之间的补偿标准:浙江省对江苏省、上海市的COD生态补偿价格为6648.30元/吨、8164.21元/吨。     

跨界协同创新收益分配

从价值共创共享的视角,构建具有跨界创新风险和协同合作创新效应的基于跨界协同合作创新利益分配模型,并划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种情景展开分析。基于所构建的跨界协同合作创新利益分享模型推演,构建了跨界协同合作创新利益分配的3个推论和3个命题。基于这些推论和命题,获得有关协同、跨界创新风险和分享系数等结论并揭示：跨界创新风险对于创新各方的努力程度和创新整体净收益存在负面的影响,有效开展跨界协同创新,①应适度跨界;②应激励各方更大的投入（努力）;③加强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来化解和减弱跨界创新风险。     

基于互惠和利他偏好的项目团队多主体合作行为

社会偏好是影响项目团队成员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建立了互惠和利他偏好条件下的项目团队多主体合作模型,讨论了互惠和利他偏好对团队成员最优合作努力和生产努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深入讨论了互惠和利他偏好的相互影响。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理论结论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存在一个互惠偏好的临界值,使得当团队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低于该临界值时,提高互惠和利他偏好能够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反之则不能提高团队成员之间合作;②互惠偏好对团队成员行为决策的影响与利润分享系数和协同产出系数直接相关,当利润分享或协同产出系数为0时,互惠偏好的变化不会影响团队成员的行为决策;③互惠和利他偏好对团队合作的影响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最后,针对理论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业面源污染的测算与防治——以湖南省为例

农业面源污染是中国农业转型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尤以氮磷流失造成的营养盐污染最为严峻。本文借鉴IPCC对TN流失源估算的分类方式,给出了从化肥源、畜禽源、作物残体源和生活源4个主要贡献源核算TN、TP和COD3类典型面源污染物的方法,并通过建立C-D生产函数和利润函数估计污染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强度变化趋势。以湖南省为例,测算了2013年农业面源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来源比重和等标污染符合,并求解非线性优化问题探讨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发展趋势。文末提出为建设"两型农业",应构建包括公共财政体系、市场调节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社会参与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体系,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主导下应急医疗物资多元化供给的随机微分博弈模型

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了应急医疗物资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应急医疗物资受到生产周期、原料供应以及病毒变异和管控措施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防疫物资供应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本文以疫情内外部随机因素的背景为研究视角,研究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物资持续性供给的现实问题,构建突发公共事件政企协同防控随机微分博弈模型,以无政府成本补贴的分散式决策、有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和集中式决策刻画政府与企业不同的防控策略,讨论了政企达成合作的条件,进一步通过防疫物资供给量的期望值和方差的大小来辨识模型中随机因素干扰的影响.求得三种情形下各自的均衡策略、防疫物资供给量以及系统均衡收益随时间变化的最优轨迹.结果表明,当且仅当收益分配系数处于一定阈值范围内,政企达成集中合作,实现了Pareto最优;政府补贴对企业进行引导是有效的,提高了企业防控努力以及双方收益,缓解了无政府补贴决策的双重边际效应;在集中决策下,防疫物资供给量的期望值和方差均最高,即较高的收益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当随机干扰强度增大时,系统收益波动幅度越剧烈,因此,对于不同风险偏好的主体而言,会产生偏好不同的合作模式,即风险偏好的企业选择合作...     

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动力机制初探

提出了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概念，分析了农户对组织化的需求，论述不同动力主体对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作用．进而提出政府应关注和引导农民的组织化需求，搞好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宣传和培训，规范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民生产经营组织纠纷仲裁工作等推进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对策建议。图5，参6。     

利益分配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机制

利益是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如何在创新主体间建立起恰当的激励机制,提高协同创新价值链整体利益,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亟需解决的问题。鉴于此,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利用博弈论和优化模型,以非协调控制下的收益作为威慑点,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模型。通过模型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调整分配参数、努力程度和合作程度增加各利益主体收益,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价值链增值。     

政府不同策略下报废汽车正规与非正规回收渠道博弈模型

为了分析政府不同政策对报废汽车回收渠道的影响,建立了正规回收渠道与非正规回收渠道博弈模型。基于此模型,考虑政府不采取政策、采取对正规回收渠道进行补贴政策及采取对非正规渠道进行监管政策的3种情况。对比分析了3种情况下,政府补贴及监管努力程度对单位回收价格、回收量、利润及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都会提高单位回收价格;政府采取监管政策时,正规渠道降低单位回收价格,非正规渠道提高单位回收价格;(2)政府不同政策对单位回收价格、回收量、利润及环境的影响与政府补贴额、监管努力程度、单位回收价格敏感度系数及监管努力程度系数有关。     

基于EPR的供应链治理机制博弈分析

研究了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背景下的供应链系统中主体决策影响因素和治理机制的融合问题,基于供应链治理和博弈的理论视角,构造了个体生产者责任(IPR)模式下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和集体生产者责任(CPR)模式下的合作博弈模型,分别得出了IPR和CPR模式下企业污染治理技术的最佳决策.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污染治理决策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技术的差距,以及相互依赖程度.强技术差距和强依赖性更容易导致CPR模式的产生;反之,IPR模式更容易出现在低依赖性和实力相当的企业当中.最后总结了EPR制度下供应链系统动态均衡治理的内部效率机制和外部合法性机制.     

基于多主体模型的种植业面源污染控制模拟：化肥税-环境服务付费功效比较

构建了一个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Swarm 平台的用于农村环境管理模拟的多主体模型. 针对我国种植业面源污染问题，对模型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控制化肥为主的污染性生产投入为重点，设计和模拟了实施化肥税和环境服务付费两套政策，通过模拟模型的人工村落中农户自适应行为对政策的响应，评估了政策的环境绩效. 研究表明，目前并不是实施化肥税的最佳时机，且仅依靠化学税政策难以达到理想的面源污染控制目标，若实施化肥税，宜优先考虑中等税率方案；环境服务付费政策应从分级设计补偿标准，合理确定环境目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三方面入手降低补偿成本，并注意平衡环境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关系. 该多主体模型为我国农村环境管理决策支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主制造商-供应商”协同主体双重努力最优合作协调

"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越来越多地被飞机等复杂产品的研制生产采用,主制造商和供应商关系由竞争转为合作。基于供应商个体努力程度和合作程度构建了双重努力供应链协调模型,研究了主制造商非协调控制下纳什均衡和协调控制下的合作均衡问题,找出各情形下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合作程度,把非协调控制收益作为威慑点,建立了主制造商协调控制的利益分配规划模型,找出最优利益分配比例。研究结果表明,主制造商控制利益最优分配比例的同时可实现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及供应商利益不受损的协调目的,并诱导供应商确定协调下的努力水平和合作程度,实现整个供应链的有效协调。     

考虑风险厌恶特征的供应链竞合模式比较研究

企业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研究由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两条供应链,并考虑一条供应链中制造商的风险厌恶特征,比较研究完全竞争、单一供应链合作(供应链1或2合作)、供应链内部合作、供应链研发合作五种竞合模式下的供应链最优研发努力决策.结果表明:研发成本系数或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制造商的研发水平,但能激励竞争供应链的研发努力,而市场波动对竞争供应链研发水平的提高不总是有利的;对供应链利润而言,风险厌恶程度与市场波动会降低两条供应链的利润;尽管制造商的研发水平在供应链研发合作模式下是最优的,但对供应链利润不一定是最优的,其在供应链合作而竞争供应链不合作模式下的利润反而更优.     

碳交易政策下低碳技术异地协同共享策略及减排收益研究

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背景,文章综合考虑了低碳技术创新(共享)对减排收益的影响,以及本地区域技术创新和外部区域技术共享行为跨期效应特征.采用微分对策方法分析由本地区域低碳技术创新的努力程度和外部区域低碳技术共享努力程度共同决定的区域低碳技术存量动态策略问题.在相关假设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无成本分担的分散式决策、成本分担下的分散式决策及集中式决策三种情形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得到了各自的最优反馈均衡策略、低碳技术存量以及利润函数随时间变化的最优轨迹.通过对比三种情形下的反馈均衡策略、成本分担机制和合作创新机制对主体减排收益帕累托改进程度发现,集中决策情形下,本地区域和外部区域的低碳技术创新(共享)的努力程度较高,整体减排收益也比非合作时高,实现了Pareto最优;成本分担机制能够小范围地提高各主体的努力程度,适度改善减排收益.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并分析了在低碳技术合作创新情形下相关参数的灵敏性,为推进区域低碳技术异地协同共享长期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同政府补贴模式下企业疫情营业中断险投保决策研究

文章从多投保主体视角,研究政府直接补贴模式及间接补贴模式下的企业疫情营业中断险投保选择问题,为供应链协同管控中断风险提供决策支持.相关研究结论如下:疫情营业中断险能有效转移企业中断风险,其中制造商投保决策和联合投保决策对应的中断风险转移效果优于销售商投保;疫情营业中断险的风险转移效果主要取决于中断惩罚系数、政府补贴模式及保费率三大关键影响因素,其共同作用结果使得疫情营业中断险投保决策边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间接补贴模式下的联合投保决策、直接补贴模式下的联合投保决策、直接补贴模式下的制造商投保决策均可能成为最优投保决策;不同投保主体下疫情营业中断险的价值实现及价值增值路径不同.     

基于时不变综合系数的运输方式动力学模型

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在综合系数为时不变时的自组织演化动力学模型.对只有两种运输方式(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情形进行了稳定性分析和演化态势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结果表明:两种运输方式的竞争合作系统的演化方向存在多种可能,演化结果与竞争合作效应紧密相关.努力放大系统中的合作效应,使有益的运行模式逐渐占据优势可以引导系统向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     

电商双边市场供应链融资的合作机制构建与溢出价值分配

结合电子商务背景下的群态融资模式,将研究主体划分为供应链联盟和金融机构两类,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结合收益矩阵和复制动态方程对其合作机制进行分析,探求演化博弈的均衡策略;进而分析利差率、放贷量、合作成本和监督成本等因素对于收益分配的影响,构建收益分配模型。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合作状态下的利差率越高、合作状态下放贷量增加、监督成本越低,双方越倾向于合作;而合作成本对合作概率的影响,取决于溢出价值与投机收益的关系。并结合收益分配模型计算得到收益分配系数的最优解。     

基于政府多重功能分析的重大工程“激励-监管”治理模型

在我国,政府深度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承担多重的、动态的重要功能,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影响着重大工程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构建相互独立、权责清晰的建设主体和监管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作用,保证治理的科学性。从政府承担的不同功能入手来探讨重大工程治理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式委托代理"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对比有无监管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解,并结合数值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有效的政府监管能够显著提升建设主体努力水平和工程整体效益,且随着监管主体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工程风险。尤其对于重大工程这一类具有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的高风险工程而言,较高的监管水平能够有效防治工程风险,提升工程整体社会效益。政府应当努力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引导重大工程相关行业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社会进步。     

基于政府多重功能分析的重大工程“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我国,政府深度参与重大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承担多重的、动态的重要功能,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影响着重大工程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构建相互独立、权责清晰的建设主体和监管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作用,保证治理的科学性。从政府承担的不同功能入手来探讨重大工程治理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式委托代理"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激励-监管"治理模型,对比有无监管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解,并结合数值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有效的政府监管能够显著提升建设主体努力水平和工程整体效益,且随着监管主体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工程风险。尤其对于重大工程这一类具有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的高风险工程而言,较高的监管水平能够有效防治工程风险,提升工程整体社会效益。政府应当努力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引导重大工程相关行业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