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近代文学大师尹湛纳希研究概述

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对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蒙古族文学传统研究．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研究，尹湛纳希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接受美学与陈奂生系列小说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方法、接受理论、接受研究,是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它最主要的特征是反对单纯从作家、作品的角度研究文学,主张把读者(包括批评家、作家在内)作为研究的对象,十分重视读者在文学作品传播中的作用。这无疑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不过,这种方法本身还不成熟,尚在发展中。近几年国内有人对接受美学作了介绍。至于如何把此方法具体运用于文学研究实践,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     

批评·权力·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三个纬度

"批评"、"权力"、"方法"这几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范式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骨架:批评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权力从外部影响和制约了文学史的书写;方法是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具体手段。     

朗松的文学史观与批评理论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对于如何进行文学史研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历史地处理文学作品的来源和影响问题。在艺术的真实与科学的真实的关系方面，朗松对把科学的方法强加于文学，企图让文学追求科学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勇敢地捍卫了文学的人文价值，肯定了文学的伟大使命和社会作用。因此，朗松的文学史观和批评理论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

意识形态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往往偏重于对文学的思想内容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而忽视了文学的自律性,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理论运用于文学形式、文学生产的分析,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新视界,是在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有益补充。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发轫于 2 0世纪 2 0年代。最初为新文学撰史的人都是将新文学作为与旧文学的传统相对照的一个新的传统而加以树立和总结的。 2 0世纪 30年代是新文学史编撰的一个高潮。 50年代新文学史编纂具有以下特点 :新文学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由国家统一制定教学计划 ,并出现了普遍的集体编纂文学史的群众运动。集体编写的出现和 50年代出现的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被批判和排斥的过程 ,正是“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实际诞生的过程。 80年代 ,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本体论讨论的背景下 ,文学史编写者要求把文学史从政治革命史的附庸中解脱出来 ,要求从审美的立场重建文学史 ,拓展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一研究工作目前仍在延续中。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批评的解释力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蓬勃发展。该理论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打破了以前原文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译文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赋予了翻译更多的涵义，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也为翻译批评建立了一种新的动态模式，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将在概述该理论的形成及翻译原则的基础上，着重例证其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旨在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适用性。     

独具匠心的文学史书写--评王泽龙、刘克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新的理念指导下的一次颇具匠心的文学史写作实践,编著者从文学的本体出发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全新的整合。该著对入史作品审美特征的独到发掘以及"文体史"的编写体例等无一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该书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开拓与创新。     

《两宋文学史》刍评

宋代文学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足可媲美秦汉、盛唐的极其辉煌的文学，而对宋代文学史的研究却很薄弱。由程千帆．吴新雷两教授所著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中国文学的跨文化理解——孙康宜文学史观念简析

孙康宜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集合了北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精英,力图写出新的文学史.按照孙康宜的设想,这种新的文学史是文学文化史.将文学史放置于中国文化史的大格局中来理解,突出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也彰显了文学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而文学文化史的读者对象是北美的普通读者,目的是以文学史为中介,进行跨文化的交流.     

《上海摩登》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兼与赵园《北京：城与人》比较

文学史的建构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欧梵《上海摩登》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去建构他所理解的文学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都市现代派的文学史，它的特殊意义体现在研究视角、理论支撑等诸多方面；赵园《北京：城与人》同样是探讨城市与文学关系的书，但与《上海摩登》比较，前者偏向于传统，后者偏向于现代。     

浅谈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特征

从体例框架、研究视角、史料角度入手,阐述了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写特征。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写者以地域文学发展演变为线索,时代为序,体裁为纲,展现了各地区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家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鉴于地域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问题,以后的地域文学研究应突出各地区文学之间的差异及他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时需要开拓研究方法和内容。     

文学期刊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期刊全程介入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有利于改变文学史是文学事业史的旧思路,提供了文学史是文学产业史的新思路;凸显了编辑在文学生产机制中的能动作用,有利于复原文学史发生现场原生态情景;给传统的文学体式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不但颠覆了诗文正宗的文体格局,而且衍生出若干新的文体,提供了新颖的文学史景观.     

蒙汉版蒙古族文学史的编撰研究——以苏尤格主编版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版

苏尤格主编、1995年出版的蒙文版《蒙古族文学史》(当代)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1999年出版的汉文修订版《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是研究蒙古族当代文学的重要著作。两部文学史的编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体例严谨,内容丰富,材料充实,批评视角多样,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广泛吸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诸多成果。这两部文学史的编写特征体现出不同编者的撰写风格,反映出学界对蒙古族文学的认识以及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     

文学史研究的互文性视角

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以文学作品在时间上的线性发展序列为中心目标，寻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其文学史观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通过史料考辨来坐实作家、作品与社会环境之间具体联系的实证主义文学史观；从语言、文体、风格等角度透视文学内在形式变迁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呈一元论模式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强调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尖锐对立为基础的阶级论文学史观等等。上述文学史观虽然各有偏重，但无疑都可以看出时间性向度的述史线索。而笔者在本文引入的互文性视角的文学史观，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历时性进化模式；放弃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     

面具背后的历史之光——森子20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探析

森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重要诗人之一，创作出了大量具有“个人诗歌形态”的诗歌作品。其文本呈现出四大基本特征：1．批评意识；2．叙事性写作；3．开拓“智性”空间；4．精神分析。通过对森子诗歌创作的个案研究，来表明笔者对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看法。     

文献史料：“为何”以及“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

学界以往对文献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固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为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属性有所忽略．对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任务和目标比较模糊．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特赇性缺乏足够的自觉。在文献史料的运用上，既有囿于研究者的史学意识和史料视野，大量新发掘的文献史料没有进入文学史，导致一些流行的偏见仍是文学史上难以撼动的“钉子户”；也有在写作上未能将文献史料与作家的文学行为分析、优美作品的深度阐释、文学史价值的重构与发现有机地加以融合的问题。以作家的“文学行为实存分析”为中心,结合政治、制度、文化的考察．融合事件、思潮、作家、作品．叙述出文体演化史、思潮流变史、审美风尚史以及作家作品史齐头并进、杂糅无间的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生动和流动的景象,应是文学史叙述追求的一种新的境界。     

论文学经典的主体性

论述了文学经典的主体性,整理了文学经典这种说法的来源,认为经典超越了死亡和时间,具备自己的主体性。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写作的政治性,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挑战,女性主义文学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进行审视,要求拓宽西方文学经典的范畴。文学经典超越了意识形态,具备独一无二的主体性。     

传统模式的"结穴"与新"范式"的探索--评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当中国传统的文学史的撰写即将走近“僵死的终点”^[1](P70)，接受美学的引进为“重构文学史”指示了新的方向。运用自觉的接受史意识重新撰写文学史，不仅能深化对文学家、文学理论和文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学史的个案如辛弃疾研究中，当我们审视其词     

从巴赫金复调诗学看《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从巴赫金复调诗学看,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出现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以对话主义的文学史观,大胆展现了一幅复调的文学史图景,闪耀着新的人文精神的光芒,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带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