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作用与影响(上)

论文在概括论述刘勰以前及齐梁时人对诗、骈中声律的认识和运用的基础上 ,全面地分析了《文心雕龙》声律论对诗、骈内声律运用的革新性、拓展性见解 ,并以《文心雕龙·声律》等篇的写作实践为依据 ,深入探讨了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论尤其是“浮切相调、飞沉交错”说对后世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导向、定位作用与深远、重大影响。     

《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作用与影响(下)

论文在概括论述刘勰以前及齐梁时人对诗、骈中声律的认识和运用的基础上 ,全面地分析了《文心雕龙》声律论对诗、骈内声律运用的革新性、拓展性见解 ,并以《文心雕龙·声律》等篇的写作实践为依据 ,深入探讨了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论尤其是“浮切相调、飞沉交错”说对后世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导向、定位作用与深远、重大影响。     

论对称体格律诗的优势

二十年代,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创立新诗“格式”论,字句整齐的均齐格式和字句相对整齐的对称格式,就成了格律体新诗的两种主要格式。对称体格律诗与均齐体格律诗相比,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统一的):具有活泼的音乐美、丰富的建筑美、外在节奏与内在节奏高度融合、便于“制作”等。一、活泼的音乐美音顿的等时性弱、诗行的长短变化、韵的灵活选择等,都是对称体格律诗音乐美相对活泼的基因。     

和体抑扬 声不失序——刘勰声律论的历史意义

我国古代诗歌等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声韵之美,譬如《诗经》中的大部分诗音韵就很和谐。刘勰曾说:“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文心雕龙·声律》),至于《楚辞》、汉乐府民歌,乃至五七言古诗,都是比较讲究声韵的。这说明诗人们对作品的音韵美早就注意到了,只是魏晋以前还未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讨,这正如南朝陆厥在《与沈约书》中所说:“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对声韵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探讨,则始于魏晋。当时已出现过一些音韵学的专著,《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孙叔言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刘勰的意象论与英美意象派的理论

刘勰第一个把意象引进诗学的领域，他的意象论与英美意象派的理论原则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重视对意象内在生成的探讨，认为意象的形成必须经过理性的苦炼与情感的激发，达到情理交融；其次，意象的外在实现是主客体的统一。刘勰的隐秀说揭示了意象的审美特征。秀是“状溢目前”，正与英美意象派主张意象的具体性相合；为了达到“秀”，必须“直寻”、“简朴”，也与意象派的简洁、“直接呈现”相吻合。隐是“情在词外”、“复意为工”也和意象派的“可变意义”、“意象叠加”相吻合。由于刘勰的意象论与英美意象派理论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它们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传统的气一元论，认为宇宙、诗人、作品可以贯通一气。刘勰主张“虚静”，净化精神，内虚其怀，外纳万物，诗歌意象就能情景融和，物我合一。英美意象派受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影响，寻求激越昂奋的创造动力，强调直觉和瞬间感受，注重客观意象的呈现，内涵往往隐秘、飘忽，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论"初期白话三诗人"对新诗的贡献

胡适、沈尹默、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新诗创作并发表诗作的诗人,可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期,“初期白话三诗人”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对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心雕龙·诠赋》管窥

《诠赋》篇是刘勰《心雕龙》体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本拟对刘勰追溯赋体发展史的一系列见解进行评价与阐释；对其将赋体分为“鸿裁”与“小制”两类的合理性与不足处进行揭示。通过解读，认为刘勰的赋体观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诠赋》篇的不和谐性，但刘勰对待具体的赋体作品能坚持艺术尺度已难能可贵。     

论戴望舒诗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地位

戴望舒,历来被认为是“现代派”诗人.但这是个太笼统太宽泛因而也是不确切的结论。确切地说,戴望舒是我国30年代“象征派”的代表诗人。戴诗富于情思美、象征美、散文美与音乐美。他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主要在于:(一)创作了一批风格独具的诗篇,强调了一种“文质并茂”的诗美学观.(二)创造了无韵自由诗体,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品种。(三)推动了中国新诗史上象征诗派的发展,促进了它走向成熟。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应当受到尊重。     

试从戴望舒的创作道路看现代主义诗歌

一九八○年以来,伴随着新诗的繁荣,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个“崛起”的理论——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篇文章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一九七九、一九八○年的新诗进行了评价,并且以“崛起”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词语来概括的。如果说前两个“崛起”只是提出一般理论的话,那么第三个“崛起”即《崛起的诗群》,则是比较有“力度”的纲领。他们认为:八十年代的新诗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上）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歌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把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瑟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朱自清诗论中的西方文化

作为有着新诗创作经验的批评家，身处“五四”“诗体大解放时代”，朱自清站在历史的高度，用一种审辨的态度，大胆地尝试借用西方的学理论来丰富发展新诗理论，为新诗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韵随意谴浑然天成--论《文心雕龙》的韵律

《文心雕龙》有十种基本用韵模式。尽管赞和正文部分的用韵方式不同,但句尾韵是刘勰最普遍的押韵方式。这一特质使得《文心雕龙》批评话语在声音系统上具有回环和谐的旋律美。而且刘勰从不凑韵,往往于意转处转韵,令文气通畅,音韵天然。     

我对初中语文新教材的一点认识

单独设立一个“新诗单元”，这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上还是第一次，这大概反映了编者对诗歌，尤其是对新诗在观念上的一些变化。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与新诗（现代诗歌）其实是很隔膜的，甚至还有误解，以为新诗太“浅白”，不像古诗那样有味道，觉得没什么教头，也没什么学头。面对新诗单元的教学，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转变一下观念，调整好心态，否则，很难在新诗的海洋里徜徉起来。     

从《文心雕龙·序志》看儒、道思想对刘勰的影响

“文果载心 ,余心有寄”是《文心雕龙·序志》的核心思想 ,亦为《文心雕龙》之精神线索 ;“心哉美矣”更是刘勰的灵魂慨叹 ,其中的“心”与“美” ,兼及儒家与道家。“树德建言”与“傲岸泉石”是儒道两家的人生志向 ;“振叶寻根”与“攀云采锦” ,则是儒道两家的审美旨趣 ;而儒家的“为仁由己”、“内圣外王”与道家的“为道日损”、“逍遥无待” ,作为刘勰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为《文心雕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传统诗歌的类别及特点(续)

二、近体诗近体诗又称今体诗、近体律诗、格律诗。它包括律诗与绝句两大类,如下表:近体诗滥觞于六朝永明体,成熟于初唐沈佺期、宋之问。何谓永明体?永明是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永明时期形成的诗体称永明体。其特征是写诗(指五言诗)注重声律。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平上去人)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正纽)”的要求,写诗要“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浅论《文心雕龙·谐隐》

《文心雕龙.谐隐》篇是《文心雕龙》文体论论有韵之文的最后一篇,刘勰以专篇的形式给予了谐辞、隐语应有的地位。在谐隐之风颇为盛行的魏晋南北朝,刘勰在注意并认同它们的基础上,详细介绍并分析了谐辞与隐语这两种文体。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刘勰对民间文学持有的态度,这关涉到《谐隐》篇的意义问题,从而也从客观上突显出《谐隐》篇的价值所在。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