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性税务诉讼中纳税人的举证责任

在刑事性的税务诉讼中，在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及控方对犯罪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上，规定一部分控方难以证明甚至无法证明，而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纳税人易于证明的辩护事实由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将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及实现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同时，在设置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时，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应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其核心内容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的基本功能是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场合,确定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我国现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存在立法规定粗疏、法官自由裁量权失制、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范围狭小等问题,可操作性差。为此,我们应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主,以利益衡量说为辅来确定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模式。     

论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倒置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 ,谁举证”。但在一些特殊的侵权诉讼中 ,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即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 ,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以体现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 ,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的证明责任分配——以郭献民与天津天雅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纠纷案为例

在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中,如依据大陆法系的消极事实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规范说理论,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相同,即主张消极事实、主张股权法律关系不发生的原告不承担责任,而依据英美法系的利益衡量说,法官可以根据公平诚信等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决定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在涉及到“股东资格是否存在”相关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时,冒名类与借名类股东资格纠纷应区分承担,不适宜简单地根据一般证明责任原则进行分配.为利于解决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出现的证明责任困境,需要在立法上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明确证明责任的客观属性以及法官适时释明、公开心证.     

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不当得利制度是并列于契约、侵权、无因管理等的一种请求权基础,依据非统一说的观点,给付型不当得利是不当得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待证事实的特殊性,对其证明责任的分配,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多有争论,但依据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以及保护交易安全与公平理念等的考量,则应当由不当得利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在现代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已不是传统诉讼中的“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呈现出非常繁杂交错的状态。这就要求在民事诉讼中不仅要对各种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更需对其存在状态作出细致的证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证明责任是整个民事诉讼的核心,那么证明责任的分配便是核心中的核心。本文重点阐述证明责任及分配的相关问题。     

浅谈举证责任倒置对我国民事诉讼的影响——以医疗纠纷诉讼为例

举证责任倒置是在特殊类型的诉讼中,将属于原告承担的责任转移给被告、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举证方式。医疗机构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符合司法实践发展要求,符合自然公正的要求,能有效避免医患矛盾激化。实践中,医疗机构要应对新的挑战,必须坚持“知情同意”原则．正确认识“倒置”的含义,切实加强病案管理,尽量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辨析

学界对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概念之争可以说从引进相关制度、概念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从比较法角度,还是从证明责任的源流,还是从表意的精确和适用的频率上考究,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都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出于立法措辞惯例和现实司法实践的考虑,新刑事诉讼法采用了“举证责任”的措辞。证明责任天然涵盖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美国严格区分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坚持举证责任的措辞将导致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情况出现。因此,应将“举证责任”的立法措辞改为“证明责任”。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几个问题的探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有很多问题都存在着争议。本罪的设立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积极价值,起到了严密法网、堵塞漏洞的作用;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观方面是一种严格责任,不需要考察被告人的主观罪过;本罪由司法机关和被告人共同承担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之要素分析

证明责任分配是证明责任之分配主体根据特定的实质性标准将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在承担主体之间予以分配的活动,证明责任分配的主体、客体和标准构成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要素,而分析证明责任分配之构成要素,有利于揭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理论逻辑。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中的概念,由于严格责任制度损害人权,英美法严格限制其适用的领域。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无罪过责任,所以所谓"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对我国刑法中责任主义的解释立场问题。我国刑法存在不少违反责任主义的规定,但不存在绝对责任。我国刑法应该承认公害犯罪特殊场合下的"推定责任"的合理性,并应在刑事诉讼中根据推定责任的规则来界定行为人的证明责任,它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责任主义松动的表现。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严格责任,存在原因并非责任主义松动所致。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虽有进步,但缺陷也很明显。将证据的定义由"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这一修改实无必要;增加了证据种类,但对证据的分类不合理;明确了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需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尽可能详尽地列举非法取证方法;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进一步完善,但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增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同时保留了"如实供述义务",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显属不当;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方面,证据核实主体应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更换办案人可能导致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不应作出不同的规定。     

刑事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理性思考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承担是诉讼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应该负举证责任，历来是法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本文从目前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的分歧和争议入手，探讨和分析刑事被告人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应该负举证责任的理论依据。     

论环境公害案件的刑法规制——以水污染致癌的归责为切入点

水污染致癌作为环境公害犯罪的典型代表,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传统的条件说无法排除水污染以外的致癌因素,疫学因果关系要求被告人举证倒置,无法适用到中国的刑法领域。为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需借助客观归责理论中的危险升高理论来进行环境公害案件的客观归责。现代刑法理论中的"故意"呈客观化趋势,可根据客观证据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故意及证明被告人有不法认识可能性,从而完成环境公害案件的主观归责。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更《适用的“亭、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高校刑事法律教育之教学方法研究

本文通过对刑事法律在高校法制教育中的重要性的阐述和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的体现的分析，对刑事法律教学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旨在加强大学生的刑事法律观念，减少和尽可能的杜绝大学生涉法事件的发生。     

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困境与权利保障

中国传统社会,律师一直是个边缘化的角色,是末流的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封建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赞赏,甚至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视为罪犯的帮凶和犯罪的摇篮,是泯灭良心和助纣为虐的坏人.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工作得不到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理解,反而受到他们的误解与打击;另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固有权利在法律上得不到应有的声张和保护.因此,刑辩律师也常常被外界称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     

期待可能性与责任判断——由许霆案引发的刑法思考

在许霆案中,法院的一审判决被民众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在民众充满感性色彩的责难背后,蕴含着对许霆是在银行失误所导致的巨大诱惑下实施犯罪这一情节的考量要求。这种要求在法理层面体现为把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判断的规范要素,在行为人由于客观情状导致其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降低时,减轻甚或免除其责任。在责任判断中,把期待可能性的降低作为法官援引刑法第63条第2款对被告人超法规减轻处罚的法理根据,符合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和刑法理论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