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现代视野考察中华传统和谐思想,特别是和谐科学观的现代价值及其转换,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生态自然观概念,从而构建和谐科学观,促使中国科技崛起。     

儒、佛、道思想对中国古代绘画色彩的影响

中国绘画使用色彩的年代很早,色彩的种类也很丰富。但中国绘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走以色彩造型这条路,色彩在画面上更多的是表达社会文化观念。儒家的伦理象征色影响了中国人物的色彩发挥(主要是对人物服饰的影响),佛教与隋唐之际金碧辉煌的“院画”风格的形成有关系;到了宋元,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水墨渲淡为主的文人画风占据了画坛的主流地位,并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从儒、佛、道的思想根源来探求中国传统绘画色彩风格形成的原因。     

意象思维、意象组合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空间性——从言、象、意论中国古代诗学的空间性之四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基石和核心,而"意象"创造必须遵循"意象思维",这种"意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空间思维方式,同时诗歌创作中的意象组合也是一种以空间思维为主的空间展开。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是一种空间(或至少是偏向于空间)性的艺术。     

论吴越音乐文化的延续演变——兼论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春秋末期,群雄争霸,皆存“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刀光剑影,逐鹿中原,“伏尸百万,流血漂卤”(贾谊《过秦论》)。吴越虽处中原之边,据东南一隅,也加入此长期、频繁的战乱中。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大军北上,在黄池大会诸侯,欲争盟主;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北进至徐,尊周天子以号令中原诸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史记·越世家》),遂成霸业。     

地理因素对行政体系形成的影响分析——古希腊与古代中国之比较

地理因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基础,并进而孕育了由经济基础决定着的政治文明。在分析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地理因素差别的基础上,从文明道路和行政体制两个方面阐释在地理因素影响下的古希腊与古代中国行政体系的相异之处,进而推演出地理环境在生产方式以及跟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的结论。     

追求生命的永恒与愉悦——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的影响

道家的哲学思想是为了阐发一种处世哲学。“道“是其基本理论范畴,因此,人们应师法“道“,以“道““自 然“为楷模,应“清静无为““顺其自然“。人们只有像超凡者一样,忘掉个人的功名厉害,“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才可与世界之本体“道“融通一体,才不为世俗所累,才可达到一种逍遥自在的境界。这些道家精华深受中国古 代文人的青睐,他们把这种思想当做自己灵魂的避风港。     

浅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以中央官学、书院制度为例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存在着众多不合理或受时代所限的制度,而这些制度,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再生产。本文主要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的中央官学以及书院制度为例,来简单论述其对于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与生态文明的构建

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是古代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别样的生态思想,它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样本。从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的阐释、儒道释“天人合一”观与生态文明的联系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三个方面说明了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对于当代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借鉴意义及其深远的理论意义。     

儒道释文化与《西游记》中的称谓词语英译

从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思想视角分析《西游记》中称谓语的动态翻译,阐述因受到语境的变量和称谓语背后隐藏的文化的影响,书中称谓语的正确翻译乃是难点之一,应通过上下文的语境和其隐含的意思来解析并选择最适当的翻译方法。     

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文论中的人性与神性

远在苏格拉底之先，古希腊文论中就出现了一定的神性和人性因素。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神性为主；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人性占上风；到了德谟克利特，人性居绝对优势。这两种倾向分别来源于古希腊的两种宗教俄尔甫斯教和奥林匹亚神教，并对后世文论产生了不同影响。     

老子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影响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在于为艺术创作提供特有的认识角度和审美视野。老子哲学中的“大音希声”、“正反相成”“虚实相生”、“反朴归真”等思想为中国的艺术创作开拓了特有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经过历代艺术家们的阐发,铸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独特的风格。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消极影响

哲学是人类的最高层次的文化,同时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及一切活动。“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但本文主要论述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消极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神性思想及文论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人性为主,同时又有一定的神性：不同的分类所体现的神性。神的特性,形式的神性,灵魂的神性,人的神性。受此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有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神性：关在神,人类赖以产生和掌握技艺的双手乃出于神意,宇宙万物归于美的形式,人之灵魂中的神性制约着文艺活动。     

藏传佛教与汉地儒教生死观之比较

生死乃人生大事,但是人们往往对生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因为生代表生机、温暖、活力,而死则意味着消沉、冰冷、黑暗,所以人们都乐生怕死,对死都持否定的态度。死亡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是人类内心深处最为恐惧的事件,也正是由于有了死亡的存在,才使生命显得可贵。藏传佛教和儒家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在生死问题上都进行深刻思考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人生的理想境界。     

《西游记》的儒释道文化解读

透过小说<西游记>的神话外衣,挖掘其蕴涵的文化意义,即所寓之言,应是我们解读<西游记>的主要任务之一.可从灵魂的自救与人格的修炼、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个性的整合与重塑三个层面,对<西游记>的儒释道文化进行解读.     

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

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北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南方则在建康,而邻近洛阳的颍川郡（主要集中在郡治许昌）也有数位高僧的驻锡和游锡。高僧的佛教活动对颍川郡乃至中原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两晋时期,许昌几易胡汉政权之手,政局不稳严重阻碍了高僧硕德在该地区传法弘教,故对此时的佛教活跃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论

在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文化模式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倾向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心灵素质一直受到关注。中明以后启蒙思潮的勃兴和个性意识的伸张，孕育、催生了一系列完整意义的创作主体说。综合而言。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讨论得最多的是作家的“德”、“学”、“才”、“识”及其相互关系。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强烈的表意特征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