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法中的三次内插法

该文根据《天文大成管窥辑要》中的史料，发现边冈在其《崇玄历》（８９２年）中创立的晷影公式－中国历法史上第一例三次函数，是通过令影差变化与自变量平方的比值为某个等差数列而构造出来的，与过去认为的三次内插法无关；王恂、郭守敬在《授时历》（１２８０年）创立的平立定三差算法，则是通过对插值函数的降阶，将问题转化为一般的二次内插公式的构造，前者可能受到了边冈立方相减相乘算法的启发，后者则与刘焯的二次插值算法     

仲康日食古代推算结果的复原

该文根据复原了的元代《授时历》交食术及有关史料,重新考察并研究了“仲康日食”的古代计算结果,并就僧一行（６８３￣７２７）、郭守敬（１２３１￣１３１６）和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推算用《授时历》法进行了研究,确认了古代失算这次日食的日期对应于公元前２１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是由僧一行和郭守敬给出的,但其食分的推算值却很小。     

古代朝鲜学者的《授时历》研究

该文通过对几部朝鲜古代历法著作的研究,对古代朝鲜学者对《授时历》的消化吸收情况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授时历捷法立成》则是高丽天文学家姜保根据《授时历》独立推算的一套立成表,但在使用上比《授时历立成》本身的立成表更为方便。《七政算·内篇》在“应数”等基本常数方面虽然取自《授时历》,但在算法和体例方面则主要是以《大统历通轨》为参照的;该书中的四季半昼夜分和日出时刻表是李朝天文学家根据《授时历》“步九服所在漏刻术”推求的,该算法与球面天文学算式相符,为推算结果提供了精度保障。《交食推步法》中已经正确推出了《授时历》盈缩、迅疾立成表的一般计算公式,表明李朝早期的朝鲜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招差术以及《授时历》立法原理,对这部历法已经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九服晷影算法

九服晷影算法从一行《大衍历》（公元724元）起,成为唐宋金元历法计算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一时期九服晷影算法的系统解读,说明该算法的造术方法及特征。一行《大衍历》中采用数表算法,边冈《崇玄历》（公元892年）及其后历法均采用公式算法。王朴在《钦天历》（公元956年）中利用一行开元年间大地子午线测量结果,构造了独特的九服晷影函数,由此可推导出中国数理天文学史上第一个正切函数表达式。     

数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历法--评曲安京著《中国历法与数学》

曲安京所著《中国历法与数学》一书，探讨中国古代历法中天文常数与算法的构造机理及其数学思想，对上元积年、渐近分数、内插法、历法中的公式化计算等历法中的重要数学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与论据。该书把数学史与天文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思路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是一部成果颇丰的交叉学科性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历法与印度及阿拉伯的关系——以日月食起讫算法为例

本概述了中国古代历法中计算日食三限与月食五限的算法沿革,详细论述了宋元时期日月食起讫算法之精度的演变发展。在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１２８０年）之前的中国传统历法,采用的都是纯粹的数值方法去构造一系列相应的函数。自《授时历》起,开始利用日月食的几何模型构造一类十分不同的函数。研究表明,《授时历》运用的几何模型与唐代印度风格的《九执历》运用的几何模型与唐代印度风格的《九执历》（７１８年）,及元代阿     

明清之际中西历法同异的争论

本文讨论了明清之际的数次中西历法同异之争,随着对西法了解的深入,人们对中西差异的认识更加明确和具体,双方的冲突也愈加激烈。中西历法优劣之辩如同水火交争,不仅影响了明代历法改革的进程,也造成了清代中西思想和文化上的冲突。可以说"其所不同者,则人为之也",中西历法的论争不仅是科学上的争论与冲突,更是文化乃至政治上的隔阂与摩擦。     

中国古代历法推没灭术意义探秘

中国古代历法推没灭术始创于后汉《四分历》（公元８５年）。以唐一行《大衍历》（公元７２８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其早期没灭相连构成恒气日名甲子序号的一种推导方法；其后期没灭分离，推没与推恒气日名相连，推灭则与推经朔日名相关。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开禧历》定朔计算精度及分析

定朔是古代历谱编制的直接依据,同时,它的推算精度也会直接影响日月食的精度。计算出《开禧历》行用期间的所有定朔时刻,与定朔的真实值相比较,得出每一个定朔的推算误差。其定朔推算精度的总体水平在21分钟左右。利用周期函数法,计算出经朔误差为8.4363分钟。进而综合分析各种误差,找到影响定朔精度的主要因素及特征,在众多影响定朔的误差中,月亮改正数的误差作用最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休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儒家以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将休闲当作修身养性完善德行的手段，追求着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道家则以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追求着天地浑成、物我为一的境界，以求得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禅宗则以在世的人生态度，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进入快乐无忧的境界。无论儒、道、禅三家的休闲观念有何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说来，中国人的休闲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哲人教给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精神的自由，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的一种快乐的哲学。     

《回回历法》交食精度之分析

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回回历法》为依据,通过计算机编程对回回历法的交食和日月运动情况进行了模拟推算和精度分析.虽然现存的很多史料对回回历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本文通过分析发现:(1)回回历法在交食时刻的推算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其精度远不及同时期的大统历,其原因之一是回回历法太阴黄道经度的误差较大;(2)在食分的推算上回回历法相比大统历具有一定的优势,使回回历法在与大统历长期参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的历史

中医药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富特色的一门学科,至迟在2400年前中医药名词术语就已形成了自已独特的体系。随着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不断产生新概念,出现新名词、新术语。为了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和适应学科的发展,历代医家或政府,总是不同程度、不停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建立在有关的概念体系之上的。名词术语则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一般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内经》问世是它的标志。之所以称《内经》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关于人体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养生等重要的中医学概念都已提出,并命名了与概念相对应的术语。如中医的阴阳(阳气、阴气、阳虚、阴虚等)、五行(金、木、水、火、土)、脏腑(心、肝、脾、肺、肾、小肠、胆、胃、大肠、膀胱等)、经络(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督脉、带脉等)、俞穴(涌泉、合谷、曲池、足三里等)、精神气血津液、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致病、四诊(望、闻、问、切)、治则(治未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等)、治法(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等)、制方(大、小、缓、急、奇、偶、复)、配伍(君、臣、佐、使)、养生(养阳、养阴、恬淡虚无等),这些初步构成了中医药理论名词术语体系。至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成中医临床经典之作《伤寒卒病论》,其中《伤寒论》部分针对外感热,提出397法,113方;《金匮要略》部分专论内科杂病40余种,载方262首。书中所确立的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及其方药,为后世所推崇,被称为“众方之祖”。书中所载病名(疟病、黄疸、中风、肠痈等)、证名(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等)、方名(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等)、药名(诃黎勒、红蓝花、生姜、白前等)沿用至今。最迟在东汉就已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一部中药学经典著作。它系统阐述了中药学理论和用药原则,提出药物配伍、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概念名称,并按三品分类法记录了365种药物,绝大多数药物至今仍在应用。此书为中国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魏晋以后的一些中药学著作,都是以它为基础的。其中所使用的药物名称、中药学术语大多沿用至今。综上所述,最迟在公元1世纪,我国中医药学学科体系构架已经完成。从术语学角度来说,反映中医药学概念的术语体系此时业已形成,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总体来说,中医药名词术语体系建立之初,已独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随着医疗活动的不断开展,新学说的提出,新药物的发现,要求医生对新出现的事物或概念定出一个合理的名词或术语;外来医药传入,要求按照我国汉语及医学特点进行名词术语的翻译,以利学术交流和医药知识的传播。一方面是出现新的名词术语,另一方面是随着医药学的进步,对一些原有的医药知识重新认识,亦要求对旧的医药名词术语进行修订、规范。所以,在我国两千年来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一直进行着,未曾间断过。二由于药物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因此历代医家甚或政府都十分重视药物学名词术语的规范统一。其中药名的规范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综合魏晋以来名医之见,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补充、整理,撰成《本草经集注》一书。该书新增前胡、百部、牵牛子等药物365种,在提出药物正名之后,列举多个异名,如苦参列了8个异名,而《神农本草经》一书中只列一个异名。在当时我国南北长期分裂,造成一药多名等混乱现象,陶氏将正名与异名同时列出,这对于统一药名是有意义的。唐朝统一中国,成为强大的封建王朝。鉴于陶弘景个人及所处时代的局限,唐政府批准医学家苏敬的建议,编修一部国家药典,名《新修本草》。该书在《本草经集注》730种药物的基础上,新增药品100多种,如蒲公英、蓖麻子等,其中还有民间已广泛应用的外来药,如密陀僧、麒麟竭、阿魏、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薄荷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味外来药叫“底野迦”,据日本中山久四郎考证,系希腊语“Thteriak”的音译^[1],即鸦片。该书为了药物的鉴别,还配绘了药图,可见当时医家对药物的定义已不再停留单用文字的表述上,而且还用图象来配合说明。北宋百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官修本草(中药著作)的高潮时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就编修了三次。先后编写《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以及以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编修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和南宋《绍兴本草》。这些官修本草都不同程度地新增或修订了药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驰名中外的中药学巨著。经作者(李时珍)考证,发现前人书中有不少名实不符、类别不当者,如“有当析而混者：葳蕤、女萎二物,(《证类本草》)并入一条”;“有当并而析者：南星、虎掌一物,(《开宝本草》)分为两种”;“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冠氏衍义》之舛谬。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陶氏别录》之差”^[2]。作者(李时珍)遂于“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王世贞序),设集解、辨疑、正误、发明等项,对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方面详加论述,无者增之,误者正之。《本草纲目》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仅就药名而言,书中将1 892种药物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原则,归为16部60类,依次排列,构成当时最为先进的中药名词体系。该书问世后,很快就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先后被全译或节译成日本、朝鲜、拉丁、英、法、德等文字,在中外科技史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药名书写的规范统一对于治病救人的医生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最早的中医杂志《吴医汇讲》早就刊载清代顾铭照写的一篇题为“书方宜人共识说”的医话。文章说他“尝见一医方开小草,世人不知为远志之苗,而用甘草之细小者。凡此之类——如写玉竹为萎蕤,乳香为熏陆,天麻为独摇草,人乳为蟠桃酒,鸽粪为左蟠桃,灶心土为伏龙肝者——不胜枚举。”他认为尽管“方书原有古名”,但药名已经成为生僻名时,就不得使用,“若图立异矜奇,致人眼生不解,危急之际,保无误事？”于是提出“取用宜乎通俗”,要求医生处方所写药名必须使用通用名,这符合术语学里的通俗性原则,很有现实意义的。三历史上,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虽不如中药药名统一那样显而易见,但亦从未止歇过。一般来说,历代医学名著,尤其是被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列为必读的医著,如唐太医署把《素问》、《黄帝针经》、《甲乙经》、《脉经》等作为医学生的教材;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的医书,如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特别是清代的《医宗金鉴》,不仅被清太医院定为医学教科书,而且在问世后一直为中医界所推崇,作为医生的入门书,由于这些书的权威性,使得它们在对中医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医名词术语起到规范化的作用。近代以来,欧风东渐,西医传入,致使中国医学界发生很大变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一些人将西医与中医对立起来,后来竟提出要取缔中医,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平息民愤,于1931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将统一病名列入工作计划。1933年下发《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给各地分馆,因遭反对,没有实施。^[3]究其原因有四：一是由少数人提出,缺乏学术民主;二是行政命令强制实行,不是学术界的共识;三是限期3个月后一律使用审定的统一病名,时间太短;四是武断地认为中医不科学,统一以西医病名为标准。最后一条是导致这次病名审定夭折的致命伤。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历史告诉人们,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统一非常重要,历代医家甚至政府对这项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予以重视,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资料。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可资借鉴的珍贵文献。只有用现代术语学的方法对这些历史文献进行认真梳理、发掘,才能使当今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有所创新。*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论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耕作思想

从生态学视角看,中国传统农业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的农业;在精耕细作的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耕作思想,体现为注重物质循环利用,生态施肥;掌握和利用物种关系,以提高产量;运用三才论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整体调控等。这些对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不无裨益的。     

中医药名词的规范化

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通过各种方式交流思想,对自然界的事物不断地加深认识,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要求对同一事物订一个公认的名称,并代表同一的概念,使这个名称与所代表的概念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就开始给事物订名,并注意名称的统一。医药卫生对人类自身关系最大,因而医药学的名词术语也出现较早。中医药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富特色的一门学科,很早以前中医药名词术语就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各民族医学和中外医学的交流,迅速不断地产生新概念,出现新名词、新术语。同时,由于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同概念而有不同的名词,或相同名词而所指概念不同,以及新旧概念的更替等等。历代医家或政府,总是不断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时至今日,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中医热”不断扩大,中医药交流的范围、速度前所未有,这就使得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意义重大。现状纵观历史,我国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名词术语规范统一的重要性,因此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在毛泽东作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英明论断之后,中医药事业迅速发展,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也不断深入。建国后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第一是组织编纂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40多年来先后编纂出版了1-6版教材,覆盖所有的中医药分支学科;第二是编纂出版各类工具书,如《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中药大辞典》、《针灸大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各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等;第三是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经穴部位》、《耳穴名称与部位》、《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这些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为现在的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50年来,我国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要求,用现代术语学的标准来衡量,这项工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是适应现实的科研、医疗、教育、管理、生产、经贸等需要,也不尽如人意。实际工作中,不规范的名词术语常常见诸书刊,造成混乱。比如胸痹、心痛、真心痛、胸前、厥心痛、卒心痛、暴心痛,临床上使用混乱。白疕,又称蛇虱、松皮癣、银屑病,相当于西医的牛皮癣。而中医病名也有“牛皮癣”,它相当于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至于药名,则更为杂乱。如金银花,又写作银花、双花;淫羊藿,又称仙灵脾;补骨脾,又称破故纸。至于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更是众说迭出,莫衷一是。如“针灸”,蔡宗健先生例举10多种辞典的译名或释义,有译acupuncture,acupuncture therapy,needing,stylostixis为“针刺疗法”、“针术”、“针灸”,有译acupuncture,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等为“针灸”,有译moxibustion为“艾灸术”。有趣的是moxibustion一词,是由“moxa”(艾)和“combustion”二词合成的。而“艾”字之所以用“moxa”,是因为“艾”字的日语发音为“きぐさ”,音译使然。^[1]20多年来,计算机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不断开展,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名老专家诊疗系统、方药数据库等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多,而名词术语不规范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加上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浓厚,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的影响,使得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的任务尤其艰巨。展望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古代曾有许多称誉世界的创造和发明。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中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以自身独特的体系仍在继续发展的学科,只有中医药学。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世界相继出现“针灸热”、“中药热”、“中医热”,中医药学正在走向世界。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给中医药及其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带来极好的机遇。因此,中医药正面临着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作为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药学科自身也要进一步发展,以满足现代人民健康的需要,这给中医药学又提出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著名科学家卢嘉锡指出：“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对于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2]这段话对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也同样是适用的。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它对于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医药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对中医药电子辞典编纂,专家库系统、知识库系统、机器翻译系统等具有商品价值的实用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前所述,我国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已取得不少成绩,为审定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但以往的这些工作分别在不同部门进行,有的是科研单位,有的是高校,有的是医疗机构,有的是行政管理部门,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机构,缺少统一的标准以及必要的协调,因此或有矛盾,或重复工作。在全国名词委的领导下,成立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将改变这一状况。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将在统一机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必将使中医药名词术语的统一结出丰硕的果实。全国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等有关文件是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全国名词委已经成立的52个分委员会及其所开展的工作,为我们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根据《中医大辞典》、《中医辞海》等书统计,中医药名词术语约有3-6万条以上。审定工作,要从选词开始。按照所订的原则进行筛选和规范订名,并给出定义性注释和英文译名,同时建立术语数据库。第一步先完成中医药基本词的审定,然后开展中医基础名词、中医临床基础及临床各科名词、中药名词、针灸名词的审定。审定工作可按如下步骤进行：(1)先由有关专家按照要求起草。内容包括统一订名的“正名”或“推荐名”,定义式注释,英译名。淘汰的有代表性的旧名词可作为“曾用名”。(2)征求意见：初稿分寄全国有关知名中医药专家,征求意见,要求专家对自己熟悉的名词提出意见。(3)送给医学、药学、人体解剖、语言、哲学等相关学科专家征求意见。(4)根据中医药专家和相关学科专家意见作出修改。此为二稿。(5)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提出审定意见。(6)根据审定意见进行修改。具体工作时,可编制一份工作简报,以便与有关各方沟通,推动工作的开展。整个审定过程将按照名词术语审定的有关原则进行。如：单义性、科学性、习惯性、系统性、简明性、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尊重已有的国家标准等等。其他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多来自外国,50年代主要来自前苏联(俄文),80年代主要来自欧美(英文)。而中医药学是土生土长、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它的概念体系和名词术语都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因此,中医药名词术语的审定,除了遵循科学技术名词术语审定的一般原则以外,还因其学科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比如它的民族文化性,尤其是汉语特点,译成外文时要“以我为主”,双向接轨。这些更需要我们在审定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因此,中医药名词的审定过程亦即是研究过程。研究工作可采用医史文献研究方法、术语学方法、计算机数据处理方法、中英文翻译方法等。中医药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哲学、传统文化、民间医学、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医学的影响,它们都在中医药学名词术语上留下或多或少的烙印。因此,在审定时,要充分与这些相关学科做好协调,正确订名,作出科学的注释。中医药理论有不少属于模糊性的,要作出精确的定义将会有困难,因此必须引入模糊学理论。另外,中医药学传入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交流、融合,对名词术语当会有一定的影响。在香港,中医药名词不统一的情况也存在。据有关报道,香港地区使用的中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的同名异物品共有34种。^[3]台湾经过半个世纪与大陆的隔绝,在中医药名词术语方面也存在一些隔阂,所有这些也需要作专门的研究。当前,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1/4。汉字又是联合国指定的工作文字之一。汉字的使用,不再限于中国,而且许多东南亚国家、地区也在使用汉字。随着人们回归自然的热潮,世界范围的“中医热”正一浪高过一浪。我国已与世界上40多个国家建立了中医药的教学、临床或科研的合作关系。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明确建议43种疾病可以用针灸疗法,在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已经开办了中医药学的高等教育,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把中医药的传统医疗作为保险的一个覆盖项目,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现在已遍及五大洲。因此,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和审定工作,就显得异常的重要和十分的迫切。中医药名词的规范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是需要有关方面的参与、支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在名词审定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在有关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做好这项事关中医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煤炼铁的历史考察

由有机燃料转变为化石燃料是人类能源应用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创造。中国古代煤炼铁研究从冶金史领域扩展到了科技考古、经济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并得出多项重要的结论。然而,总结欧美煤炼铁技术的发展史可知用煤在竖炉中冶炼生铁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条件,在古代是无法实现的。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传统工艺调查研究,发现宋代文献并不能证明这一时期发明了煤炼铁技术,明清时期应用坩埚法实现以煤为燃料炼铁,但这种工艺并不是当时冶铁技术的主流。因此,对于煤炼铁在中国古代的发明、应用和影响需要有新的认识。     

汉语字和词中的力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汉语中相关字、词的分析，得知在汉语造字和构词中已有了力学思想。     

关于关孝和对《授时历》交食算法的几点研究

和算大师关孝和（？－1708年）,在其《天文数学杂著》中,用了约一半的篇幅讨论《授时历》的交食算法,其中不乏颇具新意的创见。文章分析讨论其中关于定交日与交定度改正算法,日月食食限及定法的数源,以及日月食定用分算法的造术原理等问题,并讨论了《授时历》的月亮极黄纬算法问题。     

“小阳春”抑或“长长的夏天”?——小议中医理论中“长夏”的发音与英译

长夏是中医学中的独有概念,其发音与含义自古多有所不同,导致其英译也各有差异。通过对古今文献的分析与研究,认为长夏之长应读为zhǎng,而英文应译为later su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