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与实践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思想,其基本内容是争取中间势力是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它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用分别对待和慎重的政策去争取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中间派;完成争取中间势力的任务要在三个条件下进行;对中间派要采取正确方针;吸收他们参加根据地政治经济建设等。这些策略思想不仅在抗日根据地得到运用,并对抗日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安事变”述评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引入瞩目的一件大事。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要求抗日救国,停止内战,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于西安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经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蒋介石一方,张学良、杨虎城爱国将领一     

闽西党组织在三年游击战中对敌及中间派的政治斗争

闽西进入三年游击战争后,闽西党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治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打破了敌人多次的“清剿”;在后期,闽西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统一战线的决策,争取了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为闽西红军游击队顺利北上抗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闽西党组织对敌及中间派的政治斗争策略对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它使当时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转变。而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发生的“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是有密切关系的。“两广事变”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实现了“两广事变”反对内战,进行抗日的目的。在今年全国将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对我们广西人民来说,回顾一下“两广事变”的历史,探讨一下“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的联系,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与广西历史的重要课题,而且对当前正在推动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现实意义。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浙南的反共逆流与我党的策略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双方终于同赴国难，抛弃前嫌，携手合作，建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浙南也同样汇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去，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国共两党分别代表看不同阶级的利益，国民党顽固派从大地上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逐步走上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道路。由于浙南地处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带，又是我党在南人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所以国民党顽固派从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对浙南展开了长期残酷的“清剿”，浙南出现了抗日与反共两种势力的尖锐斗…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对日决策及声明的历史地位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中共领导的红军陆续进行了长征。然而这时的中日关系却以微妙的方式发展着。日本政府在中国积极推行巩固“满洲国”权益、分离华北和内蒙、打击抗日势力、拉拢和威逼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外交政策。对此,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的权益不断受损。中共领导的红军却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前,提出了一系列坚决抗日的决策及声明,表明了鲜明的抗日态度,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当时中国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国共“党内合作”的思想基础

“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是国共“党内合作”的思想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愿望出发,真诚地欢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中国共产党也诚心希望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共同进行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正是在“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思想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得以实现。     

浙南游击区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浙南游击区是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南方八省十四块游击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游击区领导适时调整自己的策略方针,并经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地方当局进行两次和平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转变。本文试图就这一转变的过程及其特点略作论述。     

宋案元凶探渊

宋教仁遇刺，其元凶究系何人，实际上从当时时局进行分析，可以显而易见地排除袁世凯。宋教仁是南北矛盾的协调者与牺牲者。他积极推动的政党内阁政治，其实使国民党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相妥协，从而阻碍了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     

“九·一八”前第三势力宪政运动初探

现代中国第三势力以追求自由、民主、宪政为目标，试图在国共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其政治选择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有一定影响，然学界对其缺乏认真、系统的研究。“九·一八”前第三势力宪政运动是以平社为核心，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要求保障人权、实行宪政，第一次公然打出反党治、反训政的旗帜，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九·一八”前的第三势力宪政运动是对国民党专政统治极具意义的抗争，是中国现代史上宪政运动的肇始。     

中国抗战作用被世人忽视原因之探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国外忽视这一贡献，究其原因，大致有三：（1）“先欧先亚”战略，降低了中国战场的地位，限制了中国战场作用的发挥；（2)长期的战争消耗，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抗战力相对衰竭；（3）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形象。     

试述中共地下党在广西学生军中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进国民党的合法组织利用国民党的合法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这是广西地下党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特殊斗争方式方法。广西地下党在学生军的工作推动了国民党桂系坚持抗日，对广西的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广西学生军在中共的影响、推动和在其基层起主导作用条件下，走过了自己光荣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者——兼驳“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论”

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或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在抗战史研究中,众说不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忠实于史实,从史实中引出结论。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就不难看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得以实现并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日是消极的,之所以能使国民党走上抗日的道路。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起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     

论抗战时期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抵制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反时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它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日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国民党诸多派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伟大义举。它的和平解决，不仅是时局转变的枢纽，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转折点。国民党在事变发生后，各界虽反应不一，但其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由于国民党各界的表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西安事变才得以迅速和平解决。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举行“兵谏”的目的隽5巨蒋抗日，所以张杨在“兵谏”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论国民党诸多派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伟大义举。它的和平解决，不仅是时局转变的枢纽，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转折点。国民党在事变发生后，各界虽反应不一，但其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由于国民党各界的表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西安事变才得以迅速和平解决。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举行“兵谏”的目的隽5巨蒋抗日，所以张杨在“兵谏”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韩国政坛的历史冲击波

韩国有一笔算不清的历史债,今天终于由此引发了政坛风波。执政的开放国民党坚持清查日本统治时期的亲日分子,并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抗日志士平反。而最大的在野党大国家党则表示,即使是有抗日经历者,如果光复后参与了“亲北、容共”活动,也属于犯罪。     

论国民党主和各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存在已久的各大派系，因其政治背景及利益的不同，迅速分化重组成主战，主和两大势力，并分别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提出了立场迥异、针锋相对的主张，由于事变的发动者所奠定的和平基础，在国民党内主和各派系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和配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迅速和平解决，其主和各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我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     

台湾党外组党若干问题之探讨

1986年是当代台湾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令各方瞩目的一年。该年9月,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台湾政治空间的党外势力,首次突破“党禁”,成立了国民党去台后第一个新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国民党当局被迫“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此后各种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纷纷登台,竞相组党。党外势力的崛起,意味着蒋氏两代在台湾建立的“一党独大”的“强人政治”时代行将结束。“一党优势、多党分立”的政治格局即将形成,充满矛盾的台湾又步入新的政治转型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孙中山与苏俄战略利益互补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国共合作不是以“平行”方式来实现。非“平行”方式的合作是主义之争的曲折表现，也是孙中山对国共合作复杂而微妙心理的反映，这为日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清党反共埋下了种子。又由于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对右派势力的比较优势，加之国共合作的迅速实现超过了两党党员的心理承受能力而致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这些注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