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透脱"说浅论

“透脱”说是杨万里诗论的一项非常重要内容，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强调诗人要胸襟透脱，不为世俗情见所束缚；二是强调诗人要破除对权威偶像、学问定法和“故我”的执迷，，“不听陈言只听天”，师心法天，以变求进，三是强调学习前人的诗歌，要脱略形迹，深参透悟，领会其实质内涵，把握诗歌艺术的精髓。     

埃德加·爱伦·坡的诗论在《乌鸦》中的体现

爱伦·坡是天才的诗人,他的诗论强调诗的美学意义,强调诗歌的统一性。《乌鸦》一诗是他的代表作,诗中通过对亡妻的思念来揭示美的发展历程。诗人虽然在小说、评论方面都有杰出的才华,然而诗人在世界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是由他的“诗论”及其诗歌奠定的。     

“边缘叙事”：1990年代诗歌的叙事策略

相对于1980年代诗歌的“宏大叙事”,1990年代的诗歌则是“边缘叙事”。“边缘叙事”与1990年代特定语境中诗人及诗歌的不断边缘化有关。它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诗歌的“向内转”及对“当下性”的强调。“边缘叙事”的策略效应呈现为三个放逐：对抒情性的放逐,对主流叙事话语的放逐,对精美语言的放逐。     

金元诗歌变唐的特色与成就

学唐而变唐,是使诗歌形成自己风格与特色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金、元诗歌的变唐,是循着历史的脚步而行进的,因此从总的方面讲,可用“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八字进行概括。金代诗人因变唐,而使其诗歌形成了三个表现在艺术方面的明显特点;金、元易代之际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的变唐,则重点是“善学唐”于杜甫诗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方面;元代诗歌在初、中、晚三个时期之变唐,因时代不同而特点各异,并确立了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试论平民诗人布考斯基

本文首先简单梳理了诗歌的平民化走向,指出这是一种向其原初面貌的回归,继而从诗歌本体、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精神气质三个方面论述了美国诗人布考斯基的诗歌,以期对这位平民诗人作一简要评介。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 ,有一些过去的定见需要纠正 ,“天安门诗歌”并不是当代诗歌的起点 ,这个起点 ,也即现代性的诗歌源流 ,应从 6 0年代算起 ,其代表主要有活跃在 6 0年代的“贵州诗人群”、以食指和“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地下的和非主流的知青诗歌 ;关于当代诗歌的分期 ,应该特别重视 1978年前的“前朦胧诗时期” ,并在 1978至 1985年的“朦胧诗”主潮时期之后 ,区分出两个时期 ,即以 1989年为界 ,分为“第三代”或“后朦胧诗”的蜕变期 ,与所谓“90年代”的弥散期 ,另外也要看到诗歌在进入世纪之交时期“70后出生的一代”崛起之后的新局面 ;关于当代诗歌的基本评价问题 :一是强烈的现代性向度与启蒙主义情结 ,二是必然的民间性与边缘化同在的倾向。     

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学思想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诗歌的内容方面，强调内容的正统性，注重诗歌教化作用，注重诗人自身的人格和学识修养；第二，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注重创作之法，但又不拘泥于死法，而是求“妙”、求变和求新；第三，在诗歌的艺术风格方面，提出了“气韵说”，在价值观上持去俗崇雅的态度。     

浅谈叶芝诗歌《玫瑰》的表现手法

在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早期诗集《玫瑰》之中，诗人采取了多种不同的诗歌表现手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中“赋”的手法的运用，二是哲理意味在诗歌中的传达，三是通过直白质朴的诗歌语言达到独特的诗歌效果。多种手法的并列使用既造成了叶芝诗歌纷繁多变、关不胜收的奇丽景致，又为我们理解叶芝后来不同时期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史整体性”与中西诗学的汇通——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理论研究

“历史整体性”是由学者、现代诗人叶维廉提出的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角度,其主要目的是强调回归事物历史情境的过程中,以跨文化视野达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汇通状态。在具体结合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传播、现代诗与古典诗歌的汇通,中国现代诗的语言和“自我”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前提下,大致勾勒出叶维廉现代诗理论研究的总体轮廓,能够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启示与途径。     

我与诗歌

<正> 一个人的爱好是与自身素质、周围环境影响密切相关的。我喜欢并热爱诗歌,也是决定于此。“愤怒出诗人”、“激情和灵感是诗歌的摇篮”,也都说的是诗与诗人及环境的关系。 回忆我走过的诗歌道路,要回朔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我在安达一中读书时,就对文学、特别是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受了一位当时常有小说作品问世的语文老师的影响,他就是在我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培养支持我的杨云庆老师。在杨老师的培育带动下,当时的安达一中出现了一批文学爱好     

唱响生态意识的华兹华斯诗歌

华兹华斯是一位具有浓厚生态意识的诗人,他在诗歌中咏赞大自然,强调回归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从自然与上帝,自然与人类,自然与童年三方面探讨了华兹华斯的具有生态意识的诗歌。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以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论明万历时期山左诗人公鼐的诗歌──兼论晚明万历山左诗风

公鼐是明万历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其承绪李攀龙历下一派，又自有新变，提出“齐风”诗歌主张，揭示着晚明山在地域诗风演变走向。公鼐诗歌诸体咸备，五、七古雄放奇丽，律、绝沉郁清脱，乐府诗温厚醇雅，代表着“齐风”诗论的创作成就。公鼐不附依公安、竟陵派，对晚明诗风的演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牧神邂逅诗仙——论余光中和李白

余光中和李白,一个是诗人的浪漫,一个是浪漫的诗人;一个用诗歌构建理想的王国,一个以诗歌续写延绵的乡愁,两者内含相近的诗情气质、诗意才华。本文试图从诗情、诗艺以及余光中的四首李白造像诗着手,窥探“诗仙”李白和“牧神”余光中在艺术造诣与人格情操上的契合与差异。     

参照互观：“第三代诗人”与“草原青年诗人”

以“第三代诗人”为参照系，考察80年代中晚期内蒙古青年诗人的“草原之诗”，会看到明显的差距，尤其在诗歌观念上更为不同，这直接影响了诗歌发展趋向。诗潮渐落，今日再思考，更期待内蒙古青年诗人的现代意义的“草原之诗”早日成型。     

扩展与回归——戴那·乔亚的诗歌形式观

作为“新形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当代诗人和评论家戴那·乔亚在批判诗歌学院化导致“次文化”危机的同时倡导传统形式诗歌的创作。乔亚在诗歌形式方面的主张可以从“非个人化”的写作模式、“去精英化”的文化考量和“回归传统”的形式外观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三方面相辅相成，都是为了扩展诗歌功能，使之回归主流文化。     

论刘勰诗本体论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观

既强调诗体的规范又强调诗体的进化的诗的进化论，是刘勰诗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在诗歌的形式本体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很重视文体，语言，体验和想象，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强调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甚至认为四言为正体；又不反对诗体进化，主张“随性适分”、“质文代变”。     

20世纪中国新诗二题

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经百年,至今仍未“成型”。一是诗人群尚未“成型”。他们没有稳定而健康的积淀着华夏民族精神的心理结构,不能够完全自立自足,不能自我更新传承。二是诗学尚未“成型”。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超稳定结构的诗学体系。三是诗歌形式尚未“成型”。没有形成那种为广大社会公众普遍认可、高度体现诗歌的本体特质、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不会因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而脱散变形的诗歌形式。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一些诗人主体精神失落、艺术修养低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诗人的贫困日益加剧,这些均严重阻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简析中国古典诗歌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两种表现方式

我国主流哲学在天人关系中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中国古典诗歌中,“无我之境”的山水田园诗与“有我之境”的抒情诗,以感性的美的形式,将这一思想形象地体现出来,从中窥探“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异质文化中的艺术借鉴--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比较

英美意象派诗人推崇中国古典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古诗的表现技巧,强调意象的直接呈现,主张“纯用意象”,将意象“并置脱节”。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异质性,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诗在审美效果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