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预防多数人暴政的底线设置

纵观历史,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完全防止恶行的发生,多数人统治如果缺乏制约,也极易导致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因此,制约多数人、保护少数人的尝试从未间断。虽然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局限性仍很明显。以抑制"多数人暴政"的历史成就及局限为出发点,对"多数人暴政"的产生条件与现代社会出现的"多数人暴政"新型方式进行研究,可寻求出一种抑制"多数人暴政"的底线,给予多数人的权利加以限制。     

卓越的军事思想,形象的表现手法——浅谈《史记》中的军事人物

本文从分析《史记》中的军事人物入手,从司马迁力主统一乱世、废除暴政、赞扬反抗暴秦的战争,热情支持弱小国家抗击强大国家的入侵,高度赞扬反击匈奴的骚扰与侵犯的战争以及帝王要善于择任将相、将帅必须具备“五德”爱兵如子、治军严明等几个方面阐释了司马迁的卓越的军事思想。最后指出《史记》不仅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而且也是供后人研究军事的极其宝贵的遗产。     

试论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

商鞅变法的成功对秦统一中国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是，这场变法也给秦及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愚民为手段的变法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创造性意识的萎缩和窒息；以农耕为主，压制工商业发展的变法举措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民主意识的弱化；商鞅变法奠定了中国自秦以后2000多年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化方面的发展模式。在现代的社会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弊端，才能从前人成功的光环中走出来，冷静地反思历史化，这有利于新世纪史学的研究。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大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Leonidao Trujillo Molina)在5月30日被刺身死。多米尼加的国内局势非常紧张,军队占领了首都的街道和其他城市,对反对特鲁希略暴政的人掀起了镇压的浪潮,已经有一千二百多人被投入监狱,恐怖笼罩着全国。美帝国主义正在利用这个事件加紧干涉活动,力图控制多米尼加的局势,阻止人民推翻暴政统治。多米尼加人民正在为制止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彻底推翻暴政统治而加强斗争。     

逆境中的崛起——秦之建国

秦偏居于西陲之地,于西周末年始成诸侯国,但却在战国时期傲视群雄,一统天下。秦之崛起原因众多,但是秦早期建国的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秦以后的发展积淀了充实的基础。     

功利主义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吗?——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关系辨析

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有一个隐含命题即"自由是最大的功利".由于忽视这一命题,罗尔斯指责功利主义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即多数人对少数人自由权利的剥夺.为同功利主义划清界限,罗尔斯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中强调"最少受惠者"的利益.然而在哈桑伊看来,罗尔斯在"无知之幕"的原始状态下通过"极大极小规则"得出的正义论本质上也属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可以相容的,密尔同时主张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展现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防止多数人暴政和主张平等的自由这两方面,罗尔斯与密尔是殊途同归的.     

论“社会力量制约权力”——基于“网路反腐”的思考

"网络反腐"是社会力量运用网络平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一种方式;社会力量中的公民个人在反腐过程中难以形成对权力"相对强"的"控制",因此必须依赖社会组织的力量;为避免社会组织的力量导致"多数人暴政",社会组织之间也应相互制约。     

战国时期楚国置郡问题三论

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战国时期楚国灭越置江东郡、楚子灭巴置巴郡的说法,均缺乏可靠的历史根据,不能成立。楚、秦黔中郡郡治当为一地,秦黔中郡辖境较楚黔中郡略大。     

双重契约还是单重契约?——从洛克“论政府解体”重新审视其契约理论

洛克在《政府论》中以双重契约还是单个契约完成政治社会的构建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论政府解体"一章中洛克对"摆脱暴政"与"防止暴政"的人民抵抗理论做出了时间上的前后设定,使得政府解体与社会解体相随与分离的情况同时存在,社会作为独立实体出现,洛克双重契约理论的逻辑架构由此显现。     

雅典的民主与苏格拉底之死——雅典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暴政的成因

雅典的直接民主因为奉行绝对的多数统治，因而蕴藏着走向专制和暴政的危险。而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相关制度设计却不曾对多数权力进行丝毫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城邦生活中也无处可觅，普遍的参与并没有带来充分和有效的参与，反而降低了民主的质量和效果。这一切都构成了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暴政的原因，也使苏格拉底悲剧的发生无法避免。     

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

两汉儒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主要体现为秦亡汉兴后对治道选择上的适应。两汉四个时期不同的政治实践对政治理论的需求是汉代经典改造在不同时期重点各异的主要原因。为达成目的,汉代经典改造遵循了选择性的原则、创造性阐释原则和整合性原则。     

西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及社会原因探析

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刘邦的政治史观是模糊而功利的,在汉初政治、经济衰敝的形势下,不得不沿袭了秦的水德之制。汉武帝时,其政治野心及对升仙的喜好,使之选择了土德之制。汉武帝晚期的"尧母门"及汉昭帝时期眭弘的"汉家尧后",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五行相克被五行相生原理取代,汉为火德的政治史观逐渐确立。王莽巧妙地利用西汉后期政治史观的这一变化,建立了土德之制。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的每次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对西汉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从皇权依附到集团依附——论汉末士风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人的觉醒＂是汉末士风变化的基本特点。然而,汉末＂人的觉醒＂,并未完全回归到先秦之士＂志于道＂的政治超越的精神状态,而带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只不过这种依附由汉鼎盛时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皇权依附逐步向集团依附转化。这种士风的变化,始于党锢集团对皇权依附意识的解构,从而形成汉灵帝中平元年以后至建安时期皇权依附意识与集团依附意识的互动,正是这两种意识的互动深刻地影响了汉末政治结构的变化———皇权逐渐傀儡化,皇权专制逐渐让位于集团专制,并最终导致旧皇权的消亡与新皇权的产生。     

博士官与秦代文学

博士官是秦代国家图书的主管者、政治事务的参议者,担当了后世文馆学士的某些职任,可视为秦代版本的文馆学士。以此为依托而建立的秦代博士制度是唐宋学士制度的远源之一。秦始皇令博士官以文学身份待诏宫廷,最早开始了文臣从驾奉诏作诗的尝试,说明秦代博士还兼充文学侍从、词臣角色。他们从驾期间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组游仙诗,时代要早于汉武帝立乐府好多年,在诗歌题材上具有开创性。总体上看博士官是秦代文学的建设者,他们丰富了秦代文学的作者谱系、创作方式、作品内容。     

论汉初"孝治"思想

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从中国农业社会家庭本位角度出发,选择了经儒家改造过的"孝"作为内在精神支撑."孝"能使家族和谐,也就意味着稳定了建立其上的整个政权.同时,通过"孝"把家族秩序与国家秩序结合起来,能使整个社会秩序化.汉初刘邦有意识进行"孝治"尝试,至文景时期把"孝治"发展到西汉的一个高峰,"孝治"构成"文景之治"的重要内容.     

还原了的汉武帝——读秦俊先生《汉武大帝》

秦俊先生创作的《汉武大帝》在咏唱古代帝王将相的众多作品中有独到之处,以他惯有的写实风格,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故事,还原了那段历史,还原了那段历史的众多人物,还原了汉武帝。本篇系读后感,作者通过仔细阅读并结合历史知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历史观,与大家共同体会对历史的感悟：那段历史原来如此。     

汉儒功利诗学的人文蕴涵

汉儒诗学不顾诗歌的审美特质和情感因素,把诗歌当作单纯的政治教化工具,有极端追求政治功利之弊。但这种功利追求却是在政治理想受扼于君主之势的政治环境之下,于无可奈何中选择的一种舍枝节而求根本的人性关怀之术,蕴涵着满足生命个体的根本性心理欲求以舒展人性的人文精神。     

西汉颍川文化特色浅论

秦汉时期,颍川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种“儒法兼备”的形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颍川文化这种特性的形成与西汉政府的行政思想密切相关。     

东汉北地郡治内徙考略

经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北地郡自秦到西汉一直是边地重镇。西汉末年，北地郡受到羌胡内侵，自此辖地萎缩，郡治内迁。东汉，北地郡复置。其郡治虽沿用旧名，但实际地点却已不在西汉故地，而是随着羌乱多次变动。到东汉永初六年（141年）前，北地郡治已内迁关中。     

中国中古郡县型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功能

秦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从社会权力结构上看是郡县型的社会。其主要功能与特点是最高权力绝对性地归属专制统治者一人;政治权力无遗漏地扩张到社会各个角落;社会信息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绝对性地自上而下单向传达和贯彻;政治权力对社会各子系统进行全控,不使任何部门稍有游离与自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