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由封面画、插图等图像符号和"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生成以及变迁建构出作家、绘画者、编者对时代、革命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促进了承载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小说的加速度传播,呈现出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教育功能.     

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

余英时的文化史观大体可以分为儒家文化史观、政治文化史观以及人类文化史观三个方面。就儒家文化史观来说,"哲学的突破"、"士"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心"乃价值之源等构成了余英时先秦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明清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与晚清儒学的内在批判构成了余英时明清儒家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儒学非正统、反传统成分以及"整理国故"运动则构成了余英时五四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就政治文化史观来说,通过"士志于道"、"人皆可以为尧舜"等名言警句,余英时论述了中国古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支撑点。就人类文化史观来说,余英时对人文与科学的新研究与新思考充分展现了其博大人类情怀。纵观余英时文化史观,我们不难发现其儒家文化史观具有理性、政治文化史观具有理想性、人类文化史观具有独特性等特点。     

浅析儒家文化对山东地方高校文化育人的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民族价值观和文化底蕴形成的根基。我们要深入挖掘儒家文化精髓,探讨山东地方高校文化的育人功能,理性地审视外来文化对青年学生意识形态的西化和冲击,对于重塑大学生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本土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分析

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原因极其复杂,而中亚国家长期以来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颜色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特别重视,我们应认真借鉴中亚"颜色革命"的教训,加强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     

从"虚假意识"到马尔库塞的"文化大拒绝"

文化的抉择和拒绝是任何社会革命不可回避的难题。马尔库塞提出的"文化大拒绝"的"左"口号,不只是对当代工具合理性的批判,其要害在于他改变了马克思"虚假意识"概念的科学内涵。理解马克思"虚假意识"概念的科学内涵,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三个代表"提出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内涵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阿多诺文化批判的边界与隐义

"伪实践"与"伪真实"是阿多诺晚期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透过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并与否定辩证法的逻辑相结合,阿多诺对社会运动是"伪实践"的判断建立在对"认知——实践"体系批判的基础之上,个体的认知潜力与独立性在该体系内丧失。导致"伪实践"的直接原因是"伪真实"的社会状况,统治意识形态引导个体在闲暇时间也陷入社会化的状况。深层次而言,统治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阿多诺进而否定了马克思预示的美好承诺的价值,以发掘现世个体的认知潜能作为文化批判的核心任务。     

侠·情·传统:《诛仙》的三个关键词

"仙侠"小说《诛仙》是"玄幻文学"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文章以"侠"、"情"、"传统"作为阅读小说的关键词,探讨了作品对于中国传统"侠"之内涵的新阐释,以"情"结构小说的方式,对生命境界的探索,以及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想象与小说价值判断的关系,并指出其不足与形成不足的原因。     

意识形态批判向度的转换

"意识形态"是法国启蒙运动者特拉西为了摆脱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偏见而提出的观念学的概念,它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中获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批判向度由对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之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向度主要侧重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已终结。     

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与资本异化的反抗——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及其启示意义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性,资产阶级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压制了人的革命性,掩盖了其剥削和压迫的强制性,使得剥削和压迫披上了理性外衣。要反抗这种异化,必须"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摆脱日常行为异化的强制。"日常生活批判"释放了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性,戳穿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成为我们反抗现代物化与量化统治力量的新的革命起点。但由于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斗争支持,"日常生活"又失去其真正革命意义。     

儒家诚信文化的传承与先进文化的发展

诚信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议题之一,深刻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先进文化构成中重要的思想元素。通过养成与建构来实现对于中国先进文化的构成与发展是当今传承儒家诚信文化与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路径。     

新中国“工业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工农兵”文学之首的工业小说并没有获得如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的长足发展和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有二：一、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因其社会角色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使得工业小说总体置身于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语境中，难免呆板、僵化。二、作家自身经验的缺乏也是导致工业小说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想象“革命乌托邦”——30年代左翼小说对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展望

30年代左翼革命小说有些作品描绘了作家想象革命后将来临的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些文本所展开的“革命乌托邦”的图景明显是以当时中共苏维埃政权所承诺建立的“苏维埃农村”为蓝本。它们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底,但更紧密地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实践联系着,凝聚了共产党当时的革命政治纲领和革命规划。显示出为中共苏维埃政权张本的征象。在乌托邦精神已成为人类普遍稀缺资源的当代,“革命乌托邦”小说为众人设想美好生活的精神和想象乌托邦的能力仍有动人的光辉。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革命家庭”的建构

摘 要：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家庭”与“革命”构成了一对彼此对立又依存的范畴。50-70年代小说中，无产阶级“革命”将“家庭”指认为“他者”，通过去掉“家庭”的“他性”建构起“革命家庭”，来实现对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确认。以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及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经典作品为对象，论述了“革命家庭”的构成因素及建构规则和过程。提出“革命家庭”要具备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阶级背景，家族复仇与阶级复仇相结合并向阶级复仇转化，革命伦理通过对家庭伦理的改造与借用，确立了家庭服从革命的绝对秩序，家庭亲情由革命的基础下降为革命的对象。     

遥远的“他者”：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在《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小说中，她借助想象性的描述，使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蕴。在异域地理景观和空间化的情境中，建构出一个体现文化差异性或对立性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想象和现实掺半的虚构物。在中国形象身上，投射了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复杂隐晦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焦虑及文化自觉意识。     

修辞伦理化与想象"共同体"——"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探析

"十七年诗歌"呈现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与诗歌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分不开.诗人书写策略的选择,既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要满足"工农群众"精神需求,同时还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传达".文章从修辞伦理化和想象"共同体"两个角度,探析"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的运作过程及其功效.     

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身体凸显及暴力美学

作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新革命历史小说与1950—1970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大差异。一个显著标志,就是革命者的身体得到凸显。新革命历史小说对男性革命者充满杀戮快感的身躯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现代性内涵与意识形态的意义。革命者身体的凸显及暴力描写,不可避免地消解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度和力量。这类小说在身体描写上不能走得太远,应比一般的“纯文学”及大众文化谨慎、持重。     

“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普通高校篮球教学的改革

为了全面推进体育教学改革,更好地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我国启动了＂阳光体育运动＂工程.＂阳光体育＂给篮球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采用文献法,探讨高校篮球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的改革.     

论“同光体”的形成

同光体的得名过程与命名的内涵过往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偏颇与缺失，从基本史实出发，探求同光体得名的原因以及所包蕴的时代文化寓意，分析同光体流派形成的时代气运、家族文化、个人倡导、地域渊源，将有助于理解同光体生成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