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何其芳研究综述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于何其芳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近五年来,学界对何其芳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分析了何其芳的童年生活以及对他创作的影响因素,＂何其芳现象＂的以及他的前后期的创作研究,何其芳研究的科学发展。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及其阐释——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评析

但凡论及何其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的"延安道路"。在否思革命的"八十年代"话语共同体中,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改造之间的压抑与反抗结构,着力建构了一个分裂的何其芳形象,这其中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及文学的独立价值被突出强调,而在特定时代政治语境中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漠视。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借助人文互证的"双重证据法",试图弥合这一分裂,并呈现出何其芳奔赴延安及其后为人为文道路背后的多重复杂纠葛。     

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是按照何其芳生命史进行的一次具有编年史特色的研究。应用人格分析与多重方法,将文本解读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揭示何其芳自身的变化,读解知识分子改造的"镜像"。赵思运的何其芳研究带给我们的既有学术又有人生的启示与沉思。     

论何其芳对陈敬容中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为一位有特色的诗人,何其芳对陈敬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陈敬容中期的诗歌走出了早年孤独寂寞的个人情绪,诗的情绪高涨,明朗乐观,并运用现代派手法更多地抒写社会现实.同时,她在与何其芳的这种师承中又有所超越,并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写出了一批刚柔相济、知性与感性融合的精美佳作.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文学思想的体制性呈现

共和国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精神人格中的体制性因素是其主导侧面。这种体制性人格或直接或间接地外化到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工作。何其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肩负着继续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任。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阶级分析法为方法论,集体主义为价值理念,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行动。     

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延续了自五四以下中国新诗学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具有桥梁的作用，在诗歌本质上，何其芳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完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何其芳对中国新诗学的独特贡献，但尚未解决节奏理论的关键问题；同时，他把新诗的出路仅归于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弱点，在的诗的批评实践中，何其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基本规范，即遵从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客观，兼容，提介学术批评风落和独立批评的人格精神。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届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重庆三峡学院和重庆市万州区文体局联合主办的“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何其芳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11日至13日在重庆市万州区举行。《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王保生教授、重庆市文联主席并西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吕进教授等来自海内外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点,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新时期以来何其芳研究综述

简述了何其芳研究的现状,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的讨论,总结了何其芳评传及个案研究成果。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念，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自我调适

1949—1966年间何其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具有极大的分裂性。一方面,他在体制内部紧跟中共中央的步伐,以文件和政策为依据,开展批判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体制允许的最大限度内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坚持。二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其精神人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做着自我调适。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何其芳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

本文从历史文化与文学、语言本身、读者三个层面探讨了何其芳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意在阐释何其芳《预言》集时期、《夜歌》集时期其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的关联．     

试论何其芳《快乐的人们》

何其芳《快乐的人们》是一部诗剧,内容上集中表现了革命青年对集体生活的追求向往, 形式上达到了诗情与剧情、意象与形象、诗语与剧语的有机融合。     

“何其芳现象”的“非政治性”解读

现在我们一般都把所谓“政治上进步,艺术上退步”的“何其芳现象”解释为当时政治束缚的原因.实际上除了这种政治性的解读之外,还有一些“非政治性”的解读值得关注.主要有:一,当时作家自身的人格精神方面的原因；二,当时作家丰厚的经济收入与较高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原因；三,创作时有的衰落也是文学史上常有的自然规律.     

何其芳的悲秋情结——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何其芳大学时期的诗文显示出浓厚的＂悲秋＂情结。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的契合。通过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触到他孤僻的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交融成的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使得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而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     

论政治信仰对何其芳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政治信仰对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有着文学信仰的文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信仰对何其芳创作风格有重要影响。在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何其芳选择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彻底屈服于政治信仰,使他无法跳出樊笼而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体制。     

周作人和鲁迅: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

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是何其芳精神生长中的“旧我“和“新我“两个自我镜像.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体现了他政治信仰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