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朱自清诗论中的西方文化

作为有着新诗创作经验的批评家，身处“五四”“诗体大解放时代”，朱自清站在历史的高度，用一种审辨的态度，大胆地尝试借用西方的学理论来丰富发展新诗理论，为新诗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重评胡适的《尝试集》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学革命,诗歌是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白话小说一起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白话诗的创作,实际上在“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酝酿阶段即已开始。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在1919年以前,就已经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其中,尤以胡适写得最早,最多,并且把它当成文学革命的实践和试验坚持下来。他们的白话诗,为中国诗歌的革命开辟了新道路。作为新诗对     

刘半农译诗活动对于五四新诗的影响

通过刘半农在《新青年》创作前期的文学活动和《新青年》阶段其大量诗歌翻译和理论总结,分析其译诗活动对于新诗发展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作用。新诗的发展与形式、格律、内容之间的变革的双重关系,以及五四时期新诗代表刘半农译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语言变革视野下五四新诗体式几个现象的阐释

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生成和嬗变具有重要意义。白话语言特有的代词“我”、“你”及其蕴含的个体性情感是“告白式”情诗的前提条件;白话语言表述的清晰、连贯有利于表达瞬间流动的感思,一定程度上促成“小诗”的风行,同时过度的白话化也导致了“小诗”的衰落;白话语言的“欧化”彻底拆解了“诗界革命”中保留的古诗句式,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面临着对诗歌文体特性忽视的问题。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初期新诗体式衍变的一些现象。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舍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论译介对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影响

“五四”及其稍后时期的翻译,既继承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传播新思想的传统,又具有实践性、系统性和创造性等新特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译介,对中国现代新诗在内容、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新诗呈现出形式新颖、流派纷呈、写法多样的特征。     

撼山决岸见初心——略论郭沫若早期新诗集《女神》

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收集了作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间的五十六首诗。大部分写于一九二○年以后,是“五四”运动在诗歌方面最热情而豪放的反映。在《女神》里,诗人强烈地诅咒黑暗,渴望光明,热切地追求革命理想,热情地歌颂工人和农民,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燃烧着摧毁旧社会的熊熊怒火,贯串着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之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闪烁的明星,成为当时向往光明的青年的大(?)。《女神》的诞生,树立了“五四”时期新诗的创造和革新的榜样,勇开一代革命诗风,为新诗发展开拓了崭新的道路。它和鲁迅的小说一起,显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绩。     

主客体统一的诗美观——鲁迅诗论略谈

当五四文学革命的洪涛在中国汹涌澎湃之际,“诗体大解放”的壮潮,神速、迅猛地冲坍文言旧诗的堤坝,以鲜活灵动的现代白话诗使诗坛色彩为之一新。在这新诗创作、讨论的热潮中,被胡适称为“新诗人”的鲁迅,不仅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六首被人赞为“全然摆脱了旧镣铐”的新诗,而且还有精辟的诗论。鲁迅早在1907年,就已写成了长篇诗论《摩罗诗力说》,该文近二万字,纵论西方“摩罗”(即“浪漫”)派诗人的贡献;     

谈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问题

对于一些新诗人古板地追求格律化而导致的弊端,戴望舒在他的诗论与创作中表现出了一位真正诗人的探索与思考.他去掉了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的束缚,以及新格律派诗歌过分注重的外在音乐美,提出了中国新诗的第三种节奏.这是新诗创作中音乐性不同方面的转变,是新诗音乐性的"内化".     

漫谈中国古代的怪体诗

怪体诗是古代诗歌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的流变。怪体诗怪在它既有“体”,又无“体”,几乎每一种怪体诗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方面的要求,形成体式,是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怪体诗可分五类:字句类、摆列类、嵌字类、修辞类、杂言类。怪体诗的作者历代都有,其中有三大作家群:齐梁时期以萧纲、萧绎为首的宫体诗人;中晚唐时期张南史,“元、白”,“皮、陆”等诗人;北宋时期王安石,苏轼等诗人。怪体诗的审美价位表现在:排列美,秩序美,创新美,幽默风趣美。     

20年代小诗概评

梁实秋说过,“五四”时期“最流行的诗是‘自由诗’,和所谓的‘小诗’,这是两种最象白话的诗。”①实际上,“小诗”也是“自由诗”,只不过它作为一种“变异”的新诗形式,在1921年到1923年间的诗坛颇为盛行,以至被人们称作“小诗流行的时代”。     

论"初期白话三诗人"对新诗的贡献

胡适、沈尹默、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新诗创作并发表诗作的诗人,可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期,“初期白话三诗人”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对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浅说刘半农的文学创作

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战士、诗人、学者于一身的著名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是冲锋陷阵的闯将,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在白话新诗的开创上,他既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尝试集》趋向散文文化的原因

众所周知 ,胡适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始作俑者 ,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白话新诗较之他以前的文言诗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祝宽在《五四新诗史》中评价道 :胡适“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一 )突破旧诗藩篱 ,大胆创建新体。 (二 )破坏旧诗格律 ,探索新诗的音韵。 (三)在探索中 ,重视了形象思维 ,创造性地运用了具体描写的艺术手法。 (四 )采用明白晓畅、接近口语的语言创作新诗。”我认为祝宽所说的这些方面 ,都是值得肯定的 ,也是实事求是的。当然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部诗集亦无例外。在《尝试…     

新诗与温州(1919—1949)

“五四”运动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而新诗产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它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信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又给新诗以直接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使它成为时代的号角。把新诗运动,同时也把新文化带到温州来的代表人物是郑振铎与朱自清。郑振铎1898年出生于温州,幼时曾与夏承焘一起在县城隍潭一家私塾里读书,1916年毕     

论新诗诗形建设及诗体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诗体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指诗歌作品的语言秩序及语言体式.诗是最讲究"体"的文体.外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都形成了相对定型的诗体,如西方诗歌流行十四行诗体.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了格律诗体.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作诗信务的特殊文体.长期轻视诗体建设.新诗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诗体建设的条件.百年间在新诗诗体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诗体建设.诗的体式包括诗的韵律形式和语言的排列形式,在诗体建设中,特别要重视诗的形体建设.     

刘天华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刘天华是我国“五四”时期的国乐大师,他在创作中深刻揭示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和文化境遇,真切抒发了寻找光明出路的内心要求。他提倡音乐的平民性、普及性以及改革民族音乐等美学思想,超越了时代,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艾。     

Liu Bannong's Speci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New Literature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一位实事求是的战斗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作了最适合自己亦契合时代的选择——“文学改良”,对新文学的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是刘半农在新文学初创期重要的理论实绩.刘半农首先从“形式”的角度,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力求实现文学的变革；其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文言与白话,对文学语言变革形成自己的观点；第三,为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语言,作出了创立新式标点等具体而又切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