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与国际法如何衔接的研究

我国在加入WTO[1]以后,中外法律冲突时有发生,在技术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国内法与国际法、国内法与国际惯例的冲突矛盾;在政治和国体层面上还表现为政治制度上深层次的冲突和理念的对立,容易引起纠纷,还会给西方和平演变创造机会,危及国家主权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国内法与国际法如何进行衔接进行研究。     

我国法律与国际法如何衔接的研究

我国在加入WTO[1]以后,中外法律冲突时有发生,在技术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国内法与国际法、国内法与国际惯例的冲突矛盾;在政治和国体层面上还表现为政治制度上深层次的冲突和理念的对立,容易引起纠纷,还会给西方和平演变创造机会,危及国家主权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国内法与国际法如何进行衔接进行研究.     

新世界中的旧思想——亨廷顿新著《西方文明:特有的而非普遍适用的》读后

三年前曾经以《文明的冲突》一文轰动一时的塞缪尔·亨廷顿又在最近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刊载《西方文明:特有的而非普遍适用的》(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一文,并说该文节选自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和重建世界秩序》(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中有关“西方的团结”、“西方的危机”等危言再度引起舆论界的关注。“西方的团结”亨廷顿此文是以西方世界的人们为主要读者的,他极力想帮助西方人建立一种共同的“身份感”,分清     

“文明的冲突”到来了吗——关于世界主要矛盾的争论

9.11事件,使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再次引起广泛注意。1993年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国家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他特别提出,儒家文明可能同伊斯兰文明联合在一起,与西方世界对抗。这一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名噪一时,但赞同者少,批评质疑者多。9.11事件却似乎使亨廷顿的理论得到了证实。这是否意味着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开始?亨廷顿本人坚决否认。美国总统布什有一次曾把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比做“十字军”,但立即改口称,这只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不是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世界各国政要都极力避免把反恐斗争与“文明的冲突”相联系……“文明的冲突”真的是未来世界的主要矛盾吗?参加本期“论坛”的几位学者各抒己见。——编者     

乌克兰危机的五个维度

<正>乌克兰危机至今已经一周年。从"广场革命"到亚努科维奇出走俄罗斯;从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到美国西方一轮比一轮严厉的制裁;从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将俄罗斯的所做所为列为三大威胁之一,到普京在新近发表的《国情咨文》指出,"美国就是想愉快地在俄罗斯上演南斯拉夫剧本,把我们推向分裂和灭亡"……美国西方与俄罗斯的博弈不断升级。乌克兰危机呈现出一种高度复杂的、涵盖了多个行为体、多重政治结构、多重政治生态、体现了多类国际思潮竞争的复合型冲突。——编者手记     

文明“认同”的背后

塞缪尔·亨廷顿11年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首次阐发“文明冲突论”后,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均意识到这一论断的危险性,并为此感到极度不安。“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政治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分裂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来世代的战线”。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西方文明日趋强大,并抵御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亨廷顿一些大胆突…     

部分的“文明冲突”

西方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有不同的观点。的确，即使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也存在很多矛盾、许多冲突，如果把所有矛盾、冲突都归结为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有许多问题是说不清的。那么，这次伊拉克战争有没有“文明的冲突”的因素？我认为有。如果从更深层次解读这场战争，解读萨达姆现象，解读布什主义，就会发现“文明的冲突”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场战争反映的“文明的冲突”不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冲突，而是伊拉克和美英两国特别是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也就是部分伊斯兰文明同美国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伊…     

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与思考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地位、语境不同,价值观也是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的。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与冲突:表明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对象;同西方文明自决和民主相背离——即价值观念反弹;以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为传统基因的东方价值观最难加入西方价值观。唯有东方人所拥有价值观才是最文明的人性类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21世纪中国青年的选择。     

"文明冲突论"评析

文明的冲突虽是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并不构成世界政治的主宰因素，国际冲突的主因当取决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结构的平衡。对于文明冲突原因的探讨，亦不能仅仅从文化本身去理解，其根源于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扩张与当今不对等的国际秩序。     

试析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就"现代化"一词本身而言,不应当单纯地僵化地把它认作一种带有明显标志的、一成不变的形态,而应将其认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渐进过程。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文化命题———"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儒教伦理则是排斥或阻碍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应作具体分析:即对历史和现代化进程,起过促进作用,但决不能否定儒家文化作为整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经济体制和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严重阻碍作用。应取中西文化的各自长处,进行互补整合,建设一种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其发展的道德文明与伦理精神。     

情感驱动下的世界地缘政治——读《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

<正>1993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为人们理解冷战后的世界体系和     

享廷顿“文明冲突论”四题

享廷顿基于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认为：文明将取代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主要是文明间的冲突。这是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又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就“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启示、世界文明的分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国际政治行为的主体问题谈了一点十分粗浅的看法。对“对文明冲突论”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以期构建我们的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理论。     

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和文明发展阶段。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党的十八大报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后殖民理论的创新:论萨义德的地理观

萨义德在当代西方理论残酷生态中开辟了后殖民理论,地理因素的注入是其理论创新的关键点。其地理观念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馈赠。从实践层面,地理意味着巴以领土冲突,萨义德从去殖民化的政治立场致力于巴勒斯坦叙事;从文艺美学层面,他提出"对位法",对宗主国和殖民地进行地理比较;从哲学层面,他运用后现代主义策略,用横向地理的共时性来对抗纵向历史的历时性:地理因素活跃于其后殖民理论中,使得他迥异于别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车耳新著《信托和契约精神》

正契约精神孕育了人的"诚信观念",不仅在中国受到尊崇,也是西方文明的主流精神,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契约精神的国家是值得信赖的国家,具有契约精神的民族是值得托付的民族。《信托和契约精神》,是车耳先生经过长期思考、多年笔耕不辍的又一部新作,以信托理念、信用习惯和契约精神这三种关系为主线,列举了许多国内外生活中看到     

刑法中义务冲突的正当根据

刑法中义务冲突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一支,可以从法律事实和法律评价两个层面来理解.就评价层面而言,从犯罪角度来看需要区分阻却违法和减免责任的根据;从刑罚角度来看则存在不人性报应和微效性功利的理由.因此,刑法中义务冲突的正当根据具有多元综合性.     

“我对人类文明对话前景抱有信心”——专访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纳赛尔

正联合国文明联盟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一项全球倡议。2005年,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的联合动议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提出了建立"不同文明联盟"构想,致力于联合国际社会各个层面,共同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偏见、误解和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2007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先生为联合国文明联盟首任高级代表。纳什·纳赛尔(Nassir Abdulaziz Al-Nasser)是卡塔尔资深外交官,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政治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是当代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政治学家用它来分析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国学者也是在国际层面上使用这一术语的,偶尔有学者在论文或著作中提及,但未给出规范性定义,也未展开系统性研究。从国内层面探讨政治一体化的基本含义,可以看到,政治一体化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中公共权力的和谐互动与畅通运行状态;政治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的史学研究模式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虽然总体上是在费正清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冲击—反应”的研究模式指导下编著而成的,但是作为一部出版于1978年的著作,该书的研究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从“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过渡。     

评新时期初期乡村小说的"社会悲剧"

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乡村小说创作的"社会悲剧"主要描写了两种人物的悲剧:普通农民的生活悲剧和为民请愿者的抗争悲剧.作家们在悲剧冲突性质的把握上出现了两大偏颇:一是将农民与国家意志的冲突转化为比较单纯的人与入的冲突,二是将政治冲突转换成伦理道德冲突.对悲剧冲突性质的把握偏差进而导致了作家们对悲剧冲突的根源及悲剧本质的认识偏颇,屏蔽了对"民族的超越悲剧"的观照与思考.文化的局限导致了悲剧意识的局限性,而悲剧意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只能从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角度去审视一个时代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