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的自主技术论及其比较研究

凯文·凯利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教父",同时也是技术哲学家,他通过其技术三部曲系统阐述了其乐观主义技术自主论思想。他认为,技术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界六大元素之后的第七元素,是人和自然共同构建的人生环境。凯文·凯利对技术的自主性进行了详细的状态描述,对技术自主性的机理做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人与技术共同进退的协同之道。凯文·凯利认为,技术元素能够自我决定、自我发展,表现出其自主特性,并且通过具身性、自组织性、同步性和进步性来实现。虽然技术具有自主性,但他认为人可以通过对多样性技术的选择来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同进退、协同发展,因此人类仍然具有自由和主动。他是一位继承了传统技术自主论遗产,又有时代创新的后技术自主论者。     

技术使用的STS反思

正是在使用这一人类实践活动中,技术才得以成为人与自然的中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才得以互动.人类凭借技术的使用破译了一个又一个自然奥秘,但也不幸由此制造出了一次又一次社会灾难,这就反讽似地刻画出人类社会所陷入的尴尬境地:人越欲控制自然,自然越欲背离人而去.如何在使用技术中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STS协同共生的关键所在.     

基于自然资本的技术范式生态化演进研究

技术范式的演化内生于人类文明模式的转变,工业文明下的资本异化决定了技术范式演化的反生态性和人的主体性意识的单向度,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同自然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下,基于自然资本技术范式重构符合了技术范式创新与人的自我主体性纠错的要求,推动了技术范式生态化的演进。     

技术的人文关怀及人文的技术语境——试论哲学视域下的数字城市及其活力挑战

数字城市一方面作为信息技术产品而存在,另一方面也内植了深沉的人文情感与文化意蕴,影射着技术与人文、自然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预言着人类活动、社会存在与文明进步的实践基础、人性根基与精神源泉所面临的活力挑战。对其蕴涵的活力挑战与潜在机遇进行透彻剖析,无疑将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与缠绕,有利于正确把握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催生并建构出新型的活力个体、活力城市与活力社会。     

论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是社会主体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统一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人和社会技术的关系问题与人和自然技术的关系问题同样重要,都是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     

论"技术人工物"的三重性

技术是人类创建人工自然的中介手段和过程,"技术人工物"是在技术过程和劳动过程中生成的.它具有三重属性:物理结构性,社会功能性,技术过程性.技术人工物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的三重属性来源于人类的存在方式,即人以改变自然创建人工自然的方式生存,而每一个具体的"技术人工物"的产生,又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个体自主性的实现

自主性问题是道德哲学和伦理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传统的自主理论研究往往采取一种先验的研究视角,因围绕心理诚实性展开而表现出内在主义倾向,实际上把个体自主性问题归结为人的心理层面的问题。从个体所处的社会事实来考察个体自主性,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进路,它主张根据人类的自然倾向、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考察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依靠神秘的先验直觉或既定的逻辑结构。这种具有外在主义倾向的视角主张,根据人类的自然状态(人的生理条件等)以及社会化状况(自主性实现的外部条件)来理解个体自主性,并且它实现的关键在于一个双向的控制:对内满足(1)个体具备各种相关能力;对外满足(2)确保各种能力的行使。通过考察人作为自然状态存在的自主性的实现,总结出基于自我反思的认知能力、理性、过程独立这三个实现自主的基本要素;通过分析可能会对这三者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因素,提出确保个体自主实现的社会环境条件。     

自然伦理的本质及其辩证法结构

自然伦理不是把自然物作为"伦理主体"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而是把自然物作为"伦理对象"而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自然伦理最终要落实在人对自然物的审美活动之中.自然伦理的本质决定了自然伦理的辩证法:人与伦理法则的契合是这一辩证法的逻辑开端,它必然扬弃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伦理,从而实现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各自在对方中完成自身.     

论人类与自然的博弈及困境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的过程,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人类与自然不断博弈的历史.人类的行动策略从适应自然到试图征服自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的意识也经历了从畏惧自然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变化.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既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大自然对人类行动策略做出强烈的反应.目前,人类试图与自然进行合作博弈,但要把行动策略变为现实,仍面临难题,主要是如何摆脱在资源利用方面人类之间囚徒困境式的博弈局面,这既涉及当代人的合作问题,也涉及人类代际之间的合作问题.     

从技术设计视角看当代人类生活方式走向

技术设计与人类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当代工业社会,技术设计在促进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导致人类生存面临种种困境和危机.人类生活方式全方位与技术设计溶合,构筑了一种技术化、功能化和消费主义的崭新生活方式.技术设计为达到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了条件.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探析

恩格斯在批判神学自然观和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自然观。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自我生成、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生态系统。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工业革命后成为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变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生态恶化的根源,无产阶级是生态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实现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和解,需要超越资本主义,走出人类需求与资源消耗的恶性循环;超越主客对立,促进人类发展与生态平衡的有机统一;超越消极无为,充分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是对人和自然界价值论地位的三种确立方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否定性的关系；自然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肯定性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对立统一之合理的“度”或“点”在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在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论庄子自由思想的生态意蕴

庄子最高境界的自由是逍遥于自然天地之间的自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自由也让自然自在存在的和谐状态。庄子无所待的自由,通过人顺应自然,合乎自然的无为而得到实现,即不以自我意志,也不罔顾自然本性,去干涉自然、征服自然,而是让自然按其本性发展,回到物自身当中,人也回到人自身的本性和自由当中。庄子蕴含生态的自由观,向当代人开显出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之道,可为人类善待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道德责任提供合理性辩护。     

我们为何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基于情理交融的视角

自然的内在价值,实质上就是自然的"生生"价值和生命个体的生命自利性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似性和密切关系,因此,人类才会将同情的对象扩展至自然万物。情感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架起了桥梁,但情感还需理性的支撑与导向,以避免自身的自利性偏向。人凭借理性和情感的共同作用,才能把自身内在价值的实现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实现联系起来,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     

边疆民族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

边疆民族地区的技术转移展现为三个层次:技术器物的转移、技术制度的转移与技术观念的转移。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且内在具备在时间上永远向前,空间上永远扩张的本质特征。由此导致边疆民族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消除摩擦的策略在于弥合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裂痕,重建技术与大自然之间的平衡,重建人的发展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平衡。具体措施主要有三点:1.转移及引进绿色技术;2.转移及引进人性化技术;3.走技术的民族性特色之路。     

人工自然与灾变中的技术风险——以地震灾害为例

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随机耦合性形成一时矛盾.自然灾变消解异己的人工技术、取消人类目的性的倾向,这种骤然爆发的自然力用强大的耦合作用来重组人工自然,迫使其重归天然自然,从而导致技术风险.人工自然的特异性越强,技术文明越先进,蕴舍的技术风险就越大,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变的损毁也越大.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类只有顺其自然、权衡利弊,通过改变人工自然创建模式来减少技术风险.     

个人同一性及其社会建构

个人同一性是个体在不同时间历程中的自我产生和实现过程,帕菲特主张在祛个人化理念下用不同时间历程中许多经验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这个人的大脑的关系来加以解释。然而,在正确理解物理连续性与心理连续性的前提下,帕菲特的重要关系R仍需要给予重新解读,因为它不过涉及关系R:自然状态中人的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完整性,假如这种生命的发生、形成和发展并不呈现一个"分支"形式且有着正确原因的社会关系。     

广义技术视野中人的技术化问题剖析

本文在广义技术界定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人的技术性、人的技术化、技术的奴役性、技术理性主义、技术困境与人类解放等技术哲学理论问题.笔者认为,人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人,人类的发展就是不断技术化的过程.技术理性主义膨胀源于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技术的正效应与负效应、解放性与奴役性并存,人类解放是在技术困境中艰难前进的.     

论人类和人工智能信任关系的三种研究路径

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的专业能力使人类对其展现出信任态度。虽然人智之间不能按照人际的方式建立信任关系,但人工智能具有的自主能力表明它有可能回应人类的信任态度,因此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人工智能拒斥在信任关系之外的思路并不可取。“简化路径”虽然强调人智可以建立信任关系,但它涉及对信任构成要素的简化,因而会掩盖信任的本质特征。若将人智活动置于更广泛的交互背景中考察,人智之间可能建立间接信任关系并表现出对直接信任的“从属特征”,这为人智信任分析提供了可行路径。     

生态人类学视域下技术的文化属性

生态人类学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因此,基于生态人类学视角研究技术的文化属性,实际上就是把技术作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文化纽带加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审视,技术结构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负载的,技术功能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节制的,技术应用是对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调适,技术对象具有反馈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机制。